记者：高职质量年报面向社会发布今年已是第七年，您怎样看待年报这些年所起的作用？

    马树超：高职质量年报发布七年来，首先，大家初步形成了高职教育五维质量观的共识，就是年报中的五个一级指标——学生成长成才、学校办学实力、政策发展环境、国际影响力和服务贡献力。其次，高职质量年报受到社会和高职院校的重视，发行量逐年提高。再其次，高职质量年报得到了教育部领导和国务院领导的认可。201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高职质量年报做出长段批示、高度评价。此后，201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做出批示，肯定高职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显著。2017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出重要批示，肯定高职院校对促进就业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并要求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

    记者：今年的高职质量年报有哪些特点？

    马树超：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先后发布高职院校“服务贡献50强”“国际影响力50强”的基础上，今年新增“教学资源50强”。

    第二个特点是，高职质量年报在一贯重视五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服务贡献。这一点也体现在年报的篇幅上，年报共有70多页，学生发展和服务贡献所占篇幅最多，都达到15页。学生发展是根本质量，每年所花笔墨最多，而今年服务贡献也达到了和学生发展同样的篇幅。而且，三个50强，我们第一个评的就是“服务贡献50强”。为什么这么重视服务贡献呢？因为它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基础。没有较强的服务贡献能力，院校就很难做大职业培训；没有较强的服务贡献能力，院校更难以吸引企业参与高职的专业教学改革。更为重要的是，面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职院校责无旁贷，高职教育不可替代。

    第三个特点是，今年的高职质量年报更加重视从第三方视角来评价高职教育质量，更加客观地呈现存在的问题。年报中共有27处指出高职院校质量建设方面的问题，并且提供了8张表格，让读者有机会看到各省高职院校在质量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记者：您说的第一个特点中，三个50强评选的指标是如何设计的？

    马树超：这些指标的选择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我们接受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的委托，因此指标设计要引导院校凝聚高职教育质量共识；二是按照国家对高职教育要坚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办学方向和“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改革要求，指标具有引领性。所以，我们邀请校联会主席和教育部职成司领导担任策划者。在设计指标时，我们除了考虑是否可测量、是否可信任外，还需要考虑简约性和引导性，我们会放弃一些学校教育常规性的统计指标，重视增加一些对于深化产教融合效能评价具有探索意义的指标，强化评价与测量指标的引导作用。

    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有一个做法与往年不同，三个50强的榜单，4月份曾在网上公示。为什么这样做？最终的名单和公示有出入吗？

    马树超：今年4月份，高职质量年报编委会在校长联席会议的要求下，对经过数据模型测算有可能进入50强的院校数据进行了公示。这是第一次面向社会进行公示，既提高了指标的透明度，也希望增强高职院校的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公示过程中，有个别院校因为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受到质疑，也有院校因为院校长未做数据和报告真实性承诺，而被取消了最终入选50强的资格。

    记者：仅靠院校的真实性承诺能够确保数据的真实和准确吗？还有其他核实数据真实性的手段吗？

    马树超：关于数据真实性，显然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它的真实性声明。现在是大数据时代，网上有各种数据，我们也有数据平台，这些数据都要能互相佐证的。比如，一个学校的科研经费达到8000万元，但我们打开这个学校的网页一看，既没有科研处机构设置，也没有科研开发与技术服务项目的新闻内容，那这个8000万元很可能是误填误报，例如小数点往右边点错位置。对于数据有假的学校我们一票否决，不愿意进行真实性承诺的也是一票否决。

    记者：关于您说的第二个特点，可否请您进一步阐释一下高职院校的责无旁贷和高职教育的不可替代？

    马树超：从高职质量年报中可以看出，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呈现了新格局。第一个新格局是，高职教育服务脱贫攻坚呈现出“跨省互助+省内自助”的全新态势，通过院校联办专业，高职帮扶中职，帮助中职开展延伸服务；第二个新格局是，高职院校精准教育扶贫形成“专业支撑+产业扶贫”的基本模式；第三个新格局是，高职教育扶贫显示“贴身帮扶+就业扶贫”的独特优势，全国近1/4的高职院校分布在教育扶贫工程区域，2017年共培养60万毕业生，本地就业规模超过30万人，也就是说扶贫区域的毕业生一半以上能够留在当地就业。这些重要贡献都体现着责无旁贷和不可替代。

    此外，服务乡村振兴也形成了新的格局，第一个格局是，高职院校投入乡村振兴成为高职服务贡献的新热点；第二个格局是，技术支农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第三个格局是，校村合作、校镇合作成为城乡融合新模式。这些在本年度的质量年报中都有很多院校的案例支撑。

    记者：高职质量年报中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学校的社会服务贡献，其中就包括非学历培训。但最近在一所著名高校的毕业典礼上，一位知名学者发言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培训学校了，大学不是养鸡场，更不是股票交易所。对此您怎么看？

    马树超：这位学者的发言我也注意到了。高职院校和大学有没有区别？习近平总书记说，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职院校既要有高校的特征，又要有技术技能人才培训中心的特征；高职院校不是养鸡场，但很可能又办了养鸡场，比如农科类高职院校，他们在校园里也搞种鸡场、种猪场，更多是偏重于研发服务和人才培养研究。高职院校和大学的共性是人才培养，这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而高职教育的个性恰恰在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在于职业培训和技术技能开发，因此，要更多考量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脱贫攻坚。实际上，分析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共性，其优势恰恰在于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高职教育既要努力体现我国高等学校教书育人和立德树人的共性，也要体现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