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高等职业教育民族化发展观和方法论
简介:
陈剑旄(1963-),男,汉族,湖南茶陵人,中共党员,哲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首席专家,教育部农村与农业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伦理思想史、生态文明教育以及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与教学工作。现任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近几年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迅猛,形势喜人,但透过繁荣表象的背后,对于时下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业内外说法很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喧嚣的争论与探索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核心问题,中国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现存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哪里?破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面对这些问题,一批立足国情、头脑冷静、放眼现代化,同时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土化职业教育先行者开始了身体力行的探索。
在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期间,笔者特邀请国家生态文明教育首席专家、教育部农林专业教指委专家委员、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衡阳市党代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剑旄教授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专访。
跳出教育办教育:开放式办学的方法论
问:2011年湖南生源进一步急剧下降,生源大战已经全面打响,有人说是因为全省高职院校太多,导致了无序竞争,您怎么看?
陈剑旄(以下简称陈):我是学哲学的,哲学讲辩证法,讲逻辑起点。首先我谈谈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社会经济发展的技术需求与教育的互动是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契机。随着我国产业的不断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社会对技术型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需求有了新的发展:要求工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具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应用高新技术的能力。毋庸置疑,在我国高等大众化教育时代,教育已经成为青年学子第一大需求。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吹响了“自主创新”的号角,培养懂理论、会操作、能研发的高技能人才的高职教育成为教育需求的重要供给者。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供给,这就构成了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
有了这个逻辑起点,就有了破解高职院校生存第一个难题——招生的问题。需求是因人而异的,也是随时代而变的。当前,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不等于某个高职院校的供给。这里我想说的是特色立校论和市场淘汰论。特色就是独特之色,就是特别出色!办学特色是高职院校参与竞争的入场券,是办学竞争中稳操胜券的真正秘诀。虽然部分地区、部分院校在实践中的创新探索成效非常明显,但个案不能代表全部,就高职教育整体发展而言,这些地区、院校的发展只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而且其理念本身也还需要一个积淀过程,不一定都能在全国推而广之。不顾区域发展需求、不顾院校发展实际,单纯地简单模仿他人,缺少改革与创新的勇气和行动,只能让高职教育发展理念走向虚无化。有了特色,还要对准市场设专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市场是无情的,紧跟市场,你的供给就会转化为市场需求,否则就被无情地淘汰!
实践却又是一个“破茧成蝶”的痛苦过程。2005年,湖南环境生物职院设置了56个专业,专业小而全。经过反复论证,我们坚持走对准市场办专业的特色专业立校之路,主动淘汰不适应市场的专业。经过5年的不断整合、不断淘汰、不断提升,今天,我院只有27个招生专业。在生源急剧下滑的情况下,2010年,我院到校学生5100余人;2011年,我院招生工作逆势飘红,到校学生突破5600人,录取线高出高职线130多分。
问:有人说:因为高考成绩差,选择读高职是无奈,毕业之后也难找到好工作!这句话是否反映了考生对高职教育的认可?您又是如何破解的?
陈:客观地讲,这句话反映了部分家长、考生对高职教育的理解,但这是一个理解误区,是对高职教育现实不了解而导致的误区。我把高职学生的人才观,质量观,学生观的看法概括成“超越状元”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生,不同心智的学生都可以进行培养,有教无类。行行可以出状元,行行可以出成绩。其一,高职学生毕业有找不到工作的,但这是特例,不具普适性,在本科院校大规模扩招的前提下,本科生乃至研究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毕业即失业与教育类型没有必然联系;其二,从实践来看,对高职学生的教育和培养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他们的心智,这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很强,形象思维能力强,动手能力强,所以我们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特点,接受他们的心智,他们同样可以超越状元。为此,我写了一本《超越状元——与高职学生谈大学学习和生活》的著作。这本书告诉学生,超越状元是一种成才理念,是一种成长过程,是一种成功的追求,高职的学生同样有光明的前途。其三,成绩好的到本科,成绩差的到高职,这种局面已经在悄然变化,每年都有500多分上二本、三本线的学生选择我院和其他高职学校。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学到真本领,找到好工作”。事实证明,高职教育有这个实力帮他们实现美好愿望!
诚然,高职教育和其他类型教育一样,都要努力解决学生出口问题,即提高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为破解这一难题,我提出并实施了以开放式办学论为基础的办学策略,即“招生、实习、就业”三大基地建设论。招生基地建设就是与中学结对子,建立稳定的生源关系,为高职学院稳定地输送专业意识强的学生;实习基地建设是与高知名度企业合作,将企业实践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同时也为高职学生顶岗实习和就业做准备;就业基地建设就是与结识、长期聘用高职毕业生的企业结为友好合作伙伴,以此为平台,向品牌企业长期输送毕业生就业。
问:有人说高职教育是饭碗教育、是生存教育,您认为这个定位是否准确?
陈:如果这样定位,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的区别在哪?高职教育培养的绝不是靠双手上岗的学生,而是培养懂理论、会操作、能研发的高技能人才。通俗地讲,就是“有脑袋”的蓝领、“知识型能工巧匠”。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不能是简单地就业,而是高质量的就业,也就是说不但就业的起点要高,而且还得有发展空间。我们培养的高职学生如果跟农民工、中职生端的是同样一个饭碗,发展没有后劲,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也就不存在了。为确保学生的就业高起点,高职院校对企业的选择并不是“挑到篮里的就是菜”。以我院今年举行的就业招聘会为例,凡是来我校参与招聘的企业,都是品牌企业、龙头企业,泰格林纸企业与我们签订订单培养协议,只要是我们学校培养的林业技术专业的学生他们照单全收,而湘雅医院这样的大医院,去年一次性接收了我们14名学生进正式编制,并把学院作为人才培养基地。
跳出国门办高职:外国的月亮 中国的实情
问:目前,各高职院校正大刀阔斧地改革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有的学校已经开始借鉴国外高职教育办学模式,比如德国的“双元制”。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陈:今年8月,在组织的安排下,我有幸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培训和考察。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德国的月亮》的文章。在文章中,我认为德国最大贡献是把教育机构扩展到了企业,实行以企业为中心的工学结合模式。各国有自己的国情、法律环境、教学条件、学生素质、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等。一种理论在别国是先进的,但是,我们照搬就不一定先进,中国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经验。
“双元制”的教学模式其实是德国众多职业教育模式的一部分,是在德国工业化完成后形成的模式之一。对我国而言,我们要寻找职业教育的参照系,可以借鉴,但不能复制。我们应该分析各种模式的优劣,发展市场调节的学校中心模式,走民族化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当年如果不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革命就不一定能成功。同理,外国职教先进模式,如果不进行中国化,不与土生土长的中国教师和学生实际相结合,高职教改肯定要走弯路。
问:的确,国外的模式可以借鉴,但不能复制,我们该如何打造中国化或者说是本土化的高职教育发展模式?
陈:高职教育是公认的高投入教育类型,因为职业教育需要实现情境。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成本无论是教学、办学、实验基地都比普通教育高得多。目前高职教育一个学生的培养成本甚至比本科生要高。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职教育的地位定位于职业教育的引领者、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中枢,对高职教育发展强调要推进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则提出要大力开展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这对发展中国特色高职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但高职教育如何与区域发展对接?如何与行业企业对接?如何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和效果?理念支撑、政策引导、措施支持则难尽人意。这些问题,国外没有!因此我们必须探索自己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问:对于以上问题,您觉得从哪几个方面着手解决是可行的?
陈:首先是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就是我们高职教育在国家发展大背景下的立足点,我总结为内涵式发展论。十多年来,我国高职教育规模几乎是几何级增长。从积极意义上看,这种规模扩张过程,稳固了高职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但这种政策主导的规模扩张,让一些高职院校在办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浮躁化倾向。在新形势下高职教育怎么发展,必须协调好这个关系。在规模上要控制,讲规模适度,主要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就是要抓事业建设,要抓师资队伍建设,要抓思想基础建设,特别要抓管理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包括要抓教学团队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
其次要有人才。我总结为人才强校论。现在都强调高职教学改革要适应市场,适应岗位。专业要对接市场,岗位要对接职业。对学校的这些要求,需要老师们来完成它,但一些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却追求高学历、高职称,一些教师没有在企业待过、没有在社会待过, 从院校毕业后就上讲台了,他们面对学生又怎能释疑解惑?教学学术,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式,它扎根于教学实践,并通过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彼此互动推动自身走向丰满。因此,人才是教育事业兴旺的根本,高职教育要发展就要抢占人才高地。在人才培养中我们注重于打造人才品牌,注重提供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就我院而言,师资力量在高职院校里面连续四年都排在第一。在积极探索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同时,通过人才孵化,涌现出一大批专家、教授积极活跃在三湘大地的生态建设工程之中。实现了一个教授领衔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带动一个专业的办学路径。
第三,我想说的是国际化办学视野。我们湖南省教育厅有个应用型德制工程师培养项目。在职业院校学满六个学期(三年)并取得毕业资格的优秀学生,经过德语培训后到德国境内接受六年严谨的德国工程师教育,合格后,发德制硕士文凭工程师,毕业后,可以到德国工作,也可以在我国高职院校做师资力量,我认为这就是国际教育,这就是国际化办学视野。2008年,为寻求我们学校的发展和蓝图,我带领班子和专业教学骨干走出国门,到新加坡、新西兰考察。到今天,这些教学骨干现在都变成学院的教授,国家级、省级专业和教学团队的带头人和学术权威,并在全省、全国小有名气。当年带这些人走的时候,大多都是普通教师,为什么这一次走出国门有这么大的收获?我认为就是办学的国际眼光,跨出国门看高职。
跳出学校育人才:哲学思辨下的现实探索
问:跳出学校来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高职教育?
陈:现在的办学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办学,在开放条件下的办学,关起门来肯定是行不通的。当前我国的高职在现实中遭遇到了认可却不认同的命运。就国家社会而言,高职是一种与本科教育不同的类型;就家长学生而言,高职是无奈的选择;就用人单位而言,高职毕业生是锅“夹生饭”。所以我们要跳出教育办教育,跳出教育看教育,要跳出专业看专业,跳出学校育人才。我们取得政府的支持,获得行政资源,与企业合作,获得实习实训和顶岗实习资源,加强社会服务,获得社会和考生家长的认同!在开放办学中,我们只有高举服务合作的旗帜,才能把我们办学的成果推向市场。我们对科研人员、教职人员提出:要把科研论文写在希望的田野上;要把科研论文写在温馨的病床上;要把科研论文写给我们服务的成才对象上。这样的一种开放办学思想,我把它称为开放式办学服务论。
问:高职教育服务主体——学生的意见。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学生培养,可是首先要知道高职学生在想什么?
陈:人类的智能是一个系统,每个人的智力组合是不相同的。学生是千差万别,可我们总想用一种模式、一个方法把他们教育好,这从方法论上讲,是错误的。一种模式、一个方法绝对适应不了各类人的需要,我们的高职教育总体设计上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在工作思路上,我推行人才培养系统论。在培养目标上,将从“偏重文化技术和理论知识”转向“重视就业技能和发展能力”;在学习制度上,将从“学校是核心,全日制教学是主体”转向“学校与企业合作,实施弹性学制,职前与职后相结合”;在教学内容上,将从“校内课程为主,重视学科性”转向“重视专业领域建设,注重校内学习与工作经验的一致性,就业导向重于书本知识”;在证书制度上,将从单一的“学历证书”转向学历与职业资格的“双证书”制度,同时,加以双证书制度改革,实施“岗-课-证”融合;在教学评估上,将从“重知识考试,重学科标准”转向“重就业能力,重社会评价”,注重校内评价与社会评价的一致性;在学习方法上,将从“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是主要学习地点,书本学习是基础”转向“教室与实习地点的一体化设计,注重工学结合,就业是促进学习的重要动力”;在学习过程上,将从“系统地学习经过组织的主题材料,为进一步学习打基础”转向“满足经济界和学生生涯发展的双重需要,为提高就业技能打基础,重视能力培养”。
问:您前面提到要加强校企合作,但企业也要了解学校,那么,怎样才能将学校推向市场,得到企业的广泛认可呢?
陈:要得到企业的广泛认可,首先要创造我们特有的品牌,办出我们自己的特色,通过学生来给学校带来声誉,为学校增光添彩,为学校扬名。基于这个理解,我把它归纳为“以人名校”理论。众所周知,像清华、北大之类的学校,是以校名人,一讲是清华毕业的,人家自然会高看他三分,而高职院校可能相反,在高职这个层次里面办出名气,让知名企业慕名来寻求合作,除了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还要看“产品”质量,即毕业生质量。毕业生是最好的资源,毕业生是最好的示范,毕业生是最好的广告,我们把培养社会欢迎、企业高兴的毕业生,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有较高的评价,那么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就会为我们学校做免费广告,使我们学校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办学声誉。我们的科研成果,我们的师资团队,我们的教育改革质量,校园文化都是通过我们的学生这样一个终端产品向社会展示。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是行之有效的,是我们的毕业生的工作业绩,使社会赞誉我院为“生态湘军的摇篮”,湘南医卫的“黄埔”。
问:以前有很多海归派的高职教育问题专家,他们提出了很多解决高职教育问题的方案,但收效不大。今天,听您谈高职教育,一个民族化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观与方法论扑面而来,我想,教育家成长必须要扎根基层才能成长,像您这样!
陈:教育家还不敢当,如果说我这几年扎根基层,对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能够破解高职教育发展瓶颈的一些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校本特色的一些理论,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民族化的高职教育的力行者和探索者。
后记:
孕育一个教育家的成长环境是苛刻的,如何选择和判断?要从他们的教育理论、实践和成果三个纬度来判断。听陈剑旄院长谈职业教育,无论是他的高等职业教育民族化发展观与方法论,还是实践成果,都表明,他已经真正走上教育家成长道路。反观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有陈剑旄院长这样力行者与探索者或者是先行者,中国的职业教育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