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高烧了？

    语文、数学、英语，不喜欢上这些课、学起来也比较吃力的刘伟（化名），高考结束后，填报了当地一所普通的高职院校，他当时的想法是，职业院校偏重的是技术，只要好好学习技能课就好了，不用再为学不好这些自己不擅长的课程而头疼。

    但是经过一年的学习，刘伟感觉“当时想错了”。老师和同学很看重“升本”指标，家长也看重，指望孩子通过‘升本’来重新证明自己，所以很重视英语、数学、语文这些课程。“学好这些课程是升本或考研的基础，它们就成了最重要的课程，感觉上高职和上本科一样——追求分数。”刘伟说。

    “强调重视没错，但要看学生的实际情况，也要看上课的效果，不能主次颠倒吧？注重升学、看重学历，而不是把技能训练放在第一位，那和本科有什么区别？加上学生本身的差距，我们大部分同学不适合闷头学习和考试，能学得过本科生吗？”刘伟补充道。

    一年的学习，让刘伟越来越有种“混文凭”的感觉，一上这些课，他就打瞌睡，课程上了一半，台下睡倒、玩儿手机、聊天的同学占了一多半。很多同学还忙着在外面做兼职、实习，上课出勤率不高。“也不是不想学好，但我真的是不擅长学这些，很多时候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以前的基础就没打好，不如在工厂里实习学到得多。”刘伟坦言。

    刘伟的困惑，义乌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贾少华很早就注意到了。近日，他的一篇《高职高烧》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开来，阅读量很快就过万。文中，他总结归纳了现在我国高职院校面临的问题，用犀利的语言称高职院校“烧得不轻”，六个高烧症状让高职院校越来越脱离健康的发展轨道，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和“神志不清”。

    高职“傍大款”

    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贾少华在为高职院校诊断症状的时候，首先瞄准了它的“姓氏问题”。

    高职既姓“高”，又姓“职”，但首先应该姓“职”，它的本质是职业教育。但是很多人太注重它的“高”姓，而忘记了它“职”的姓氏，就会按照精英教育的那套标准和模式来办学，这就可能误入歧途。

    在贾少华看来，这个在“姓氏问题”上的偏离，使很多高职院校出现了“傍大款”的情况，即高职教育向本科靠拢、向精英教育靠拢，一味强调学高等数学、英语，提升人文素质。

    “逻辑上讲，这样的高职发展思路好像没错，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弊端是无限的。自认为是精英，实际上是伪精英，因为发呆无人文，失败无素质。”贾少华说。

    在贾少华看来，这种偏离，除了产生刘伟所说的在教学效果上的问题，如学生在课堂上昏睡一片、提不起兴趣、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精髓，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过分强调高数和英语的课程设置方式，不仅激发不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更可怕的是可能摧毁他们的一分自尊和对人生的自信，觉得自己永远也学不会这些，永远也做不好事情，也不知道自己发展的方向在哪里。这就加深了现在社会对高职学生的总体印象：似乎他们学习永远不在状态，生活缺乏激情，缺乏奋斗的目标，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发展后劲儿也与高学历人才的差距越来越大。

    “教育最大的悲哀在于摧毁一个人的自尊心。高职学生本来数学就不好，英语也不好，他们学这些就是很吃力，我们还每天拿着数学和英语去折磨他们，可见他们的痛苦和迷茫。”贾少华说。

    然而，在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崔岩看来，贾少华的观点“有些偏激”，比如学数理化和英语，很多家长和学生有这个需求，学得好的高职学生，毕业去德国直接读硕士去了，学习更好的技术。如果英语不好，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如果按贾少华的导向，就是要减弱这些课程，肯定也有问题，就限制了学生今后的发展空间。崔岩认为，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对不同的基础课程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纯粹不学或者都不学都不重视，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很可能就把好学生的后路给断了。

    从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季希澄刚工作半年，想法就和上学时不一样了。“我们很多机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说明书和设备参数都是英文，如果这几年学校没有加强英语教学，没逼着我们学，很可能我的英语就荒废了，就很难读懂这些英文的说明书”。

    还在上海健康医学院读专科的陶诗远也认为，数学、语文这种课程，是很基础的，学技术涉及很多公式和推导，数学学不好，只能做些简单的操作，更高要求的技能就有些吃力，语文学不好，基本的表达和写作就会很吃力，在这个社会上就很难走得更远，所以不能偏废。

    高职姓“高”

    虚荣心在作怪？

    贾少华认为，现在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上高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强调姓“高”的问题，而应该强调姓“职”的问题。“我不反对高职姓‘高’，反对的是姓‘高’的这一套做法。”贾少华说。

    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姜大源看来，高职院校首先姓“职”，不是姓“高”，它的基词是“教育”。

    “中职和高职都要关注人一生的发展，首先要强调一个字，就是‘职’，就是职业的属性。然后才加上了‘中等’和‘高等’这样的词语，不能只看后者，而忘记了前者。”姜大源说。

    姜大源强调，见高等职业教育就说是专科，这也是错误的。技能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根据美国德国等国的研究，大国工匠的技能有7个层次，第7个层次就是实践。大国工匠的技能水平是像“钱老”（钱学森）那样不能取代的，他们应该有和“钱老”一样的社会地位。

    贾少华也认为，高职院校首先应该让学生掌握职业技能，“高”要体现在更高一个档次的职业技能，而不是强调精英教育，模仿本科的目标设定、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让人难以下咽。

    “从高职院校的领导到老师，总是希望把自己拔高，似乎这样才有面子，才有身份，才有尊严。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虚荣心。”贾少华说。“我们教育改革，也是在迎合社会的虚荣心，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在贾少华看来，教育要引导社会民众的看法，而不是迎合社会这种错误的认识。“社会走偏了，教育也不应该走偏，更不能迎合，要通过引导纠偏。”

    “高职试办本科，说是改革创新，实际上是为应用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开了一个很坏的头。”贾少华举例，高职的学制由3年延长至4年，就是一种迎合社会虚荣心的表现。学校利用了家长、学生的虚荣心，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令人担忧的是，家长、学生在满足虚荣心的同时，付出了孩子的青春和家庭的金钱，而学校在满足虚荣心的同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副厅级有可能变成正厅级”。

    在美国访学期间，贾少华发现，美国曾经的大学也像中国今天的大学，热衷于升格，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要升格为本科，普通本科要升格为研究型大学。但是后来，美国厘清了办学思路，即需要不同层次的大学培养不同层次的学生，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不同人的知识和素质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断然拒绝了让所有学校升格的想法和主张。甚至在加州，以“法”的形式规定了大学不可以升格，社区学院永远是两年制，州立大学永远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我们也应该这样，用法的形式来规定高职不能升本科，人家走过的弯路，我们为什么要重走？”贾少华说。

    高职“升本”

    迫于生计而为？

    贾少华还指出了高职院校中出现的另一个倾向，即当今的高职院校，在教师招聘上钟情于博士、博士后这样的高学历毕业生，高职院校的教师热衷于科研和学术，而忽视了老师在一线工作和操作的经验，双师型教师的做法落实得不到位。

    贾少华发现，在对高职院校的评价体系中，对高职称、高学历、高学位教师的要求越来越突出，对教师科研的要求也越来越突出。“我认为是有偏差的”。

    对于全国职业院校流行的“升格热”，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寿斌认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学校自不量力、不切实际地瞎折腾，好像是领导好大喜功，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学校被迫而为，是在当今“文凭社会”的大环境中，迫于生源压力和就业压力的无奈之举。可以想象，如果社会大环境得到了优化，政策环境不歧视职业教育，“升格”不是职业院校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那么，很难会有学校自加压力，盲目追求升格。

    王寿斌认为，眼下，许多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出现了“偏航”，热衷于“专升本”和通识教育，或像大学，或像高中，“就是不像职业院校”。他觉得，不少专家喜欢打学校的“板子”，甚至想当然地指责院校长们不懂职教，这其实是一个浮于表象的误解。

    “在我国，职教发展更受社会综合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发展环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职业院校很难做到自主办学，只能被迫畸形发展。”王寿斌说。

    在姜大源看来，高职院校要发展，必须遵循自己的规律，沿着自己正确的轨道走，不要三心二意，要坚守自己的东西。国家对于示范学校、骨干学校的建设，应该坚持。“要创新，也要自信。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未来的制造业怎么发展？一是个性化订制，二是创新设计。创新设计需要清华北大的人去，而个性化订制需要职业院校的人去实现，要实现这个目标，就不仅要培养具有熟练技能的技工人才，还要有较强的通识教育作基础，要有持续发展和学习的后劲，这样的教育，不仅仅要在学校期间完成，更应该是在以终身学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实现。”姜大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