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与研究》2017年第 04 期(总第 092 期)
理论学习与研究
2017年第 04 期
(总第 092 期)
主办：中共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2017年04月
本期学习主题：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
◆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切实履行好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
◆ 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
◆ 把握“两学一做”的方法论
◆ 职业院校应擎起社会培训大旗
◆ 职教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要迈好这几步
◆ 质量，职业教育的生命
——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
张城 《光明日报》（2017年03月31日11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及“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一次强调“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一次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去年底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他强调：“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在今年2月13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系统地阐释了我们党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自我革命精神，再次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理解我们党不断勇于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回顾96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中，战胜了一次次困难，迈过了一道道沟坎，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我们党之所以能不断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阻力、解决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巨大的“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这也是我们党与西方政党相较，独具特色的红色气质与精神魅力。
人民立场：自我革命的价值前提
清末民初，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为挽救斯民于水火，各种政党迭起，不同主义粉墨登场，但都因价值立场未能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只能以失败收场。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先生在《国事遗嘱》中发出警醒之言：“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价值立场表征着价值主体的原点与归宿。持守一定的价值立场，对一个政党而言实属根本，关乎其政治命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秉承人民立场。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
党在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章》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问题，不断调适，实现自我革命，人民立场是价值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做到不谋私利，才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解决问题。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不渝带领人民实现幸福生活。
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的基本方法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毛泽东同志对此下过精辟定义：“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与批评别人相比，党开展的自我批评，与其他政党有着本质区别，“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
党的光辉历程，就是一部不断自我革命的奋斗史，批评与自我批评贯穿始终。我们党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已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开创了自我革命的范例。毛泽东同志指出：“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这种自我批评只有在我们的部队里才有，在国民党军队里这是不可能的。”的确，国民党害怕批评，而我们党坚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加了党的威信。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保持这一优良作风。党的七千人大会，就很好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少奇同志说：“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指出：“谈谈心，相互批评批评，有意见就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开展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的有力武器。
民主集中制：自我革命的制度支撑
民主集中制，即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党章》规定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宪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最重要的组织纪律，也是党能不断修正错误，实现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
我们党建党伊始，就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因缺乏实际经验并未得以较好践行。直至党的六大才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三原则，这是集体民主决议的最早规定。在长期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民主集中制。对此，不能按照西方政党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表层含义来理解，而要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高度来阐释其深刻内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没有充分的党内民主，既不能总结经验教训，又不能集中群众意见，更不能制定出正确路线。与此同时，没有正确的党内集中，就不能实行党委的集体领导，就会出现一言堂家长制，独断专行。毛泽东同志强调：“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党就不能实现自我超越。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与民主，只有具体的自由和民主。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只有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好，党的肌体才能充满活力，党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中华民族的自省传统：自我革命的文化源泉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文化资源是多维度的，其继承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借鉴了古希腊以降“认识你自己”的西方自我认知的理性传统，以及创造性运用了中华优秀文化中的自省传统等，这里主要论及后者。
党在延安时期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明确指出党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我们党之所以能在关键时期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自我革命，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伦理中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中华优秀文化的自省传统。
自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修养方法。这套独特的修养方法，要求根据一套普遍的道义原则，经常反省自我的思想意识、言论行动等，审视其是非，辨识其善恶，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与人生境界。如《论语》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吾日三省吾身”更是耳熟能详的自省方法。如《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孟子》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等，都在时刻提醒自我反省。至宋明后，自省传统进一步发展，王阳明曾言：“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要求时刻以是非善恶来警醒自我。中华文化中的自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我们党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坚定继承者与真正发扬者，从建党之日起就把中华民族深远悠久的自省传统作为政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其转化到勇于自我革命、勇于着力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政治坚守上。
（作者：张城 单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求是》2017/6 晓 山
核心要点：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文化建设这一重大命题。
■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中，从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887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始终与党的发展壮大相伴相生，主题鲜明、优势突出、凝魂聚气，为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 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 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导向、激励、约束功能，往往通过浸润、扩散的形式，引导党员逐步形成共同的理性认识、价值观念，形成一定的舆论环境和心理态势，推动党的建设，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组织、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源、立身之本。
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文化建设这一重大命题，抓住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政治文化具有鲜明党性特质
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力量。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中，从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887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始终与党的发展壮大相伴相生，主题鲜明、优势突出、凝魂聚气，为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我们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二是继承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源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通过全党的躬身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党的执政理念、价值追求。三是实践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总结和升华实践中创造的经验，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开放性。我们党始终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借鉴、吸收、扬弃不同国家、民族、政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形成了我们党独特的文化优势。这些特质，是我们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
二、政治文化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根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党的精神旗帜。一个民族的背后、一个国家的背后、一个政党的背后，其实都有文化的力量。毋庸置疑，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导向、激励、约束功能，往往通过浸润、扩散的形式，引导党员逐步形成共同的理性认识、价值观念，形成一定的舆论环境和心理态势，推动党的建设，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政治文化是党的信仰之基。信仰是政党的基石，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组织、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源、立身之本。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解决中国问题，引领中国发展方向；始终用正确的纲领章程、方针政策、宗旨目标、价值取向等教育、熏陶广大党员，赢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可，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坚定信心跟党走、坚定信念不动摇，涌现出无数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优秀共产党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们必须把加强思想教育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断创新教育的载体、形式、方法和手段，不断增强党内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引导广大党员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坚定“四个自信”，铸牢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的魂。
政治文化是党的发展之源。政治文化体现我们党的精气神和自信力，蕴含党的使命、品格和纪律，触及共产党人的灵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催生了救亡图存的中国共产党，塑造了我们党早期的政治文化气质。延安时期，我们党肃清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锻造党内政治文化的优秀基因，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今天，世界正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创造性地提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新课题，翻开了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新篇章。历史和现实表明，党始终高度重视先进政治文化建设，超越了过去一切个人、集团或阶级的狭隘的政治局限，自觉地把政治文化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始终用先进政治文化引导全党端正政治思想、强化政治认同、凝聚党心民心，促进党的建设由治污向清源转变、由治标向治本迈进、由“关键少数”向基层党员拓展，使党内正气上升，社会风气上扬。
政治文化是党的行为之舵。政治文化影响着广大党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向，是对广大党员理想、信念、精神的再塑造。一方面，通过党内政治文化的有效引导，能够为党员干部提供区分是非、辨别真伪、厘清善恶的评价标尺；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助于督促党员干部增强践行党性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而有效塑造党员干部的党性品格。加强政治文化建设，能够使党长期积淀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党员普遍认同，并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使广大党员切实把个人的情感和命运与党的发展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中，使党的整体合力得以充分体现，整体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三、自觉用先进政治文化战胜有害政治文化
当前，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以及党员队伍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必须坚持讲政治，用先进政治文化战胜有害政治文化，固本培元、激浊扬清，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旗帜鲜明地弘扬先进政治文化。从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住了管党治党的要害，是正本之举、治本之策。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形势发展要求，把政治文化建设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摆在重要位置，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旗帜鲜明地与有害政治文化作斗争，以良好的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切实重视和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加强对政治文化的宣传阐释，重视政治文化的社会渗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辨是非黑白、正心修身、涵养文化，把思想和行动集中到自觉、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去。
着力提升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根本任务就是“以文化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纯洁党内政治文化，重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把建设先进政治文化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任务，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偏差的问题；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用理想和纪律把党员团结组织起来；把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不断强化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把加强制度建设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不规范、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问题。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员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不断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支持者和模范践行者，为建设党内先进文化起到良好示范效应。
积极同有害政治文化作斗争。先进政治文化和有害政治文化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倘若先进的、积极的、健康的政治文化不去占领党内政治文化的高地，那么落后的、消极的、腐朽的政治文化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近代以来的百余年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之对外开放条件下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侵蚀，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与封建落后思想文化时常交融混杂在一起，对党内政治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各种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不正之风仍有一定市场，一些人拉关系、找靠山，建立各种“关系网”，分亲疏远近、搞门户之见；一些人把商品交换原则移植到党内，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把党内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等等。这些混淆是与非、正与邪界限的有害政治文化，对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造成很大冲击，严重败坏了党内政治生态。文化价值观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看不见的斗争。坚决抵制有害政治文化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侵蚀，是发展先进政治文化的应有之义。正所谓正邪不两立、邪不压正，先进政治文化必然战胜有害政治文化。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靠的就是觉悟，最终检验的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党员干部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传承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获取滋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以党内政治文化引领社会文化。我们党要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既需要真理的力量，又需要人格的力量，而党内政治文化正是我们党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的集中体现。党内政治文化不是在封闭的系统内部自我发展的，党内环境、社会环境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建设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要增强传承性、创造性、务实性、开放性，在继承传统中弘扬党内政治文化，在开放交流中丰富发展党内政治文化，在逐步规范中铸造党内政治文化，以党风正、政风清促民风淳，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切实履行好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
2017-03-31 人民日报 作者： 刘佳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民政协的三项职能中，民主监督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都对推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出了明确部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支持和保证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深刻阐述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以及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程序、工作机制，突出强调加强党对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领导。认真学习贯彻《意见》精神，对做好新形势下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准确把握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
准确把握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是做好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基石。习近平同志强调，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意见》指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协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依据政协章程，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协商式监督。协商式监督是政协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这是因为：第一，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开展监督不是靠强制约束力，而是靠政治影响力。第二，政协民主监督源自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它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第三，协商是政协民主监督的特点和优势。在政协民主监督工作中，协商是方式和原则，监督是手段和途径，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是目的。
有人可能会产生疑惑：协商式监督是不是混淆了协商和监督两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职能是有区别的。协商是商量问题、共议问题，沟通思想、同谋计策。协商中有不同意见的表述，也有各种观点的碰撞，但这不等于监督。监督是发现问题、监视事情、批评缺点、督促工作。从它们的不同含义看，政协民主监督一方面是对决策提出意见看法，另一方面是对执行中的政策措施进行检查督促，但与协商不是一回事。其次要看到，政协的三项职能又是辩证统一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无论是从政协历史发展看，还是从现实政协工作看，三项职能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全国政协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既有协商的内容，又有监督的内容，还是参政的一种形式，很难说它只是履行哪一项职能。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扎实有效开展政协民主监督
如何提高政协履职能力，是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政协三项职能中，民主监督被普遍认为难度比较大、满意度比较低。近年来，人民政协不断深化民主监督实践，组织重点监督活动，深入研究民主监督中的实际问题，积极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意见》总结了政协各级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实践经验，针对如何切实有效地开展政协民主监督，阐述了一系列有效的原则和方法。
抓住政协民主监督的重点。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人民政协要履行好民主监督职能，必须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着力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明确政协民主监督的重点，有利于我们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强化问题导向，找准存在的困难、短板和薄弱环节开展工作，使监督不流于现象表面，紧扣关键内容、精准聚焦发力，从而提高监督实效。广大政协委员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勇于提出建议和批评，帮助查找不足、解决问题，推动各项改革发展举措落到实处。
丰富和完善民主监督形式。政协章程明确规定，民主监督是“通过建议和批评的形式进行监督”。这一特点反映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本质要求及统一战线内部“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基本原则。《意见》提出了5类监督形式，即会议监督、视察监督、提案监督、专项监督、其他形式监督。人民政协要集成运用民主监督形式，坚持形式与内容相匹配，同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职能相结合，融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寓监督于协商会议、视察、提案、专题调研、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活动之中。
规范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程序。人民政协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于履行职能全过程，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需要不断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意见》注重突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程序化和可操作性。一是确定监督议题。重点监督议题纳入政协年度协商计划，征求政府意见后，报党委讨论确定。二是组织监督活动。重点监督议题安排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牵头负责。三是报送监督意见。重点监督意见根据需要由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审议后报送。四是办理监督意见。对于政协会议监督意见等报告，党委和政府应专题研究，或交相关部门办理；党政督查部门要加强对办理情况的督查。
健全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机制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不具有强制性，但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依靠的是制度化，需要不断健全规范化体系。《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四套机制，即知情明政、协调落实、办理反馈、权益保障机制，目的就是要把政协民主监督纳入党委工作总体部署，确保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比如，建立办公厅会商制度，统筹协调政协民主监督议题、工作安排等重要问题；加强政协专门委员会就有关监督工作同党政部门等的对口联系；办理单位应及时以书面、会议通报等形式反馈政协民主监督意见办理、采纳和落实情况；政协主席会议或常委会议要听取重点监督意见办理情况通报；尊重和保障政协委员在参加民主监督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维护政协委员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权利等。
人民政协依章进行民主监督，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指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自觉接受、积极支持和保证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认真倾听批评和建议，并督促有关方面办理监督意见。政协党组要把握监督的方向和原则、节奏和力度，确保党的领导落实到监督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监督要真监督、依章法，做到有计划、有题目、有载体、有成效“四有”。组织政协委员积极参加民主监督活动，发挥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同时，提高民主监督能力和水平，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我们相信，《意见》中这一系列制度、措施的落实，将有力促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政协将继续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
（作者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
甘晖 《光明日报》（2017年03月07日13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这极其鲜明地体现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为在新的条件下不断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推动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繁荣。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居于世界第一。根据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到201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两个数字提前实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2020年的发展目标。在规模发展的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不断趋于合理化，高等教育体系不断健全，高等教育的公平建设也不断提升。但是，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要求相比、与民族伟大复兴的繁重发展任务相比以及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艰难转型相比，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仍然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办好中国的高等教育，同样关键在党。牢牢掌握住党在高校中的领导权在客观上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提供了保障。同时，牢牢掌握党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权也是围绕着创新科学知识和培养卓越人才实现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坚实基础。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所在，党在高校中的领导权则是这一优势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体现。要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要以自己的方式扎根在中国办大学。只有坚定地依靠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权，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决策，才能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转换成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力量。
牢牢掌握党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权，主要环节在两个方面，一是牢牢把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服务方向，一是牢牢掌握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线。
高等教育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由一个国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决定的，同时又反作用于这种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这种反作用有可能是积极的、正向的、符合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要求的，但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反向的、违反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要求的。要使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起到积极的、正向的作用，党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权必须要牢牢扭住中国高等教育的服务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权的新论断。只有把党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权自觉摆到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这“四个服务”之中，才能使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传统优势，它在根本上决定着为谁培养人才这一问题。一定意义上说，牢牢掌握党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权，就是牢牢掌握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观念正确地贯穿在高等教育的全过程之中，把高校师生紧紧地凝聚在党的周围，立德树人，使青年大学生在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在个体“小我”和国家民族“大我”之间找准自己价值坐标，从而为大学生健康成才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掌握党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权，关键在“牢”。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根据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内在规律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特别是要坚持不懈地加强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支部，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细胞活力，使牢牢掌握党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权变成为提升高校师生党员党性意识和推动工作创新的动力，从而在推动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对高校工作进行全面领导，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作者：甘晖，系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把握“两学一做”的方法论
谢东方 《光明日报》（2017年03月07日15版）
“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学”的目的，是要把党章、党规作为基本要求，来约束和规范全体党员的思想行为；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思想武器，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仅仅停留在“学”的层面上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做”来实现。怎么做？用什么样的方法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做、发展的方法做、统筹的方法做。
科学的方法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树立了典范。用科学的方法做，就要学习和掌握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立足于我们面对的社会发展与具体工作实际，不断提升我们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的能力。要学习和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困难。要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的方法，不断提高正确认识社会、服务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自觉性。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实际本领。
发展的方法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新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用发展的方法做，就要坚持创新，这要求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创新的实践者、组织者、引领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注重协调，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高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在推进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的过程中，建功立业，贡献力量。要追求绿色，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建设美丽乡村、美丽城镇、美丽中国。要持续开放，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自觉学习和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做事业发展的带头人。要实现共享，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统筹的方法做。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用统筹的方法做，就是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要培养战略思维能力，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卓有成效地推进工作。要具备历史思维能力，主动加强对中国历史、党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深刻牢记历史经验、掌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以史为鉴，科学筹划，扎实做好现实工作。要提升辩证思维能力，善于查找关键问题，找准工作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倾向，深入全面推进工作。要养成创新思维能力，以敢为人先的勇气，打破迷信经验、迷信本本、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超越陈规、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打开工作新局面。要培育底线思维能力，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居安思危，忧患在心，把面对的困难想得复杂一些，把面临的挑战看得严峻一些，把兼顾的方面考虑得更多一些，做到心中有数、处变不惊，牢牢把握主动权，圆满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作者：谢东方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职业院校应擎起社会培训大旗
鲁彬之
近期，对于职业院校是否应该承担社会培训任务、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社会培训任务等问题，业内人士议论纷纷：肯定者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指出开展社会培训是职业院校的法定职责；反对者则认为，职业院校开展的是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两者之间不应混沌不分、相互干扰，因此职业院校不应该参与社会培训活动。到底哪种观点更能够取信于民、造福于家、有益于国？
“社会培训”一词，无论是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还是在百度百科中，都没有明确解释。但分析起来，无非包括两种情况：职业院校面向社会人员开展的技能培训或职业培训；社会培训机构面向社会人员开展的技能培训或职业培训。虽然活动的实施主体不同，但其实质都是一种短平快的职业技能培训，目的是使参训人员在短期内掌握一种职业技能或技巧，便于在未来的人生发展中拥有一技之长，获得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那么，作为一种职业培训形式，社会培训是否不能与实施学历教育的职业院校产生联系？共同构成我国职教体系的职业院校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是否一定不能产生交集？
开展社会培训是职业院校开展终身教育、着眼人的发展的一种人文关怀。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终身学习成为一个人立足社会、追求幸福人生的必备条件。结束学历教育、踏上工作岗位，对于每个人的发展来说，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即使你的能力强、学历高，取得了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一旦放弃学习，也会逐渐被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淘汰出局。有人说，在踏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大学知识的3/4就已经过时了，因此终身学习就成为每个追求进步发展的人的必然选择。
职业院校作为教育的实施者，从为人师者的角度出发，必然尽自己所能、倾自身所学，为需要接受技能培训并依仗这一技能改善生活现状、谋求人生幸福的人提供帮助。职业院校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主动拿出更多精力，对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开展社会培训，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展现的是他们的职业素养。
开展社会培训是职业院校节约人力成本、增加社会效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然而，可以得心应手、派上用场的人才从哪里来？不外乎两种途径。第一，引进。然而，有用的人才是稀缺财富，你想引进、我想引进、他也想引进，必然会推高人才引进的筹码，增加用工成本。同时，一名优秀的人才、一套先进的理念、一种高超的技能，引进之后是否适应本单位的实际，能否毫无阻碍地发挥其特长，也是不可知的事情。第二，培养。培养的人才熟悉本单位情况，能够把学到的理论、技能与本单位实际情况相结合；培养的人才相对于引进的人才，对本单位的感情更深，更容易留得下、靠得住。同时，单位对培养成本是可控的，可以安排相关人员接受学历教育，也可以安排相关人员接受社会培训；既可以安排单个人接受培训，又可以安排一批人接受培训。
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规模、哪一种层级的培训，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职业院校，高质量地完成培训任务，满足企事业单位的需求。可以说，通过社会培训，职业院校能够帮助企事业单位批量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在短时期内形成一个合作无间的工作团队，迅速提升工作效率。这也是职业院校帮助企业节约人力成本、增加社会效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开展社会培训是职业院校加强校企融合、提高教育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
任何一所学校都会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工作首位，守住并不断优化这条学校发展的生命线。职业院校要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就要学会与市场共舞、与企业对接，充分挖掘行业企业资源并为我所用。
技术的发展是永不止步的，而资本的运作力量必然会使先进的仪器设备优先运用于生产一线，职业院校实训条件的更新永远都不会领先于生产一线的高精尖产品。一所学校也永远不能挑战所有的行业企业，把足够多的资金用于更新实训设备。因此，要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要让学生熟悉行业前沿的技术技能，职业院校就必须与企业合作，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保证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能够熟悉生产一线的产品和技术。而社会培训正是职业院校与企业建立联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社会培训一方面促进了校企融合，让更多的教师能够走进企业，帮助企业及时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提高了教学质量，让教师和学生能够及时了解行业变化、企业发展，让学校可以及时调整培养方案，并为学生的创新、创业指明方向。通过社会培训，企业与学校能够各取所需、互补短板，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开展社会培训是职业院校建设科技强国、培养大国工匠的一种实现方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近40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科研实力不断攀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高铁出口、神舟飞天、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等，无不标志着我国正在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稳步迈进。然而，科技成果要想转化为科研产品，离不开各级各类技术工人；要建设科技强国，必然要培养大国工匠。
可能有人会说“社会培训产生不了大国工匠，大国工匠只能产生于生产一线”，但不能否认“社会培训可以为大国工匠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能够形成数额庞大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基数的增加，必然会为大国工匠的产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加肥沃的土壤。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一些重大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职业院校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通过各种人才培养方式，肩负起“面向社会生产第一线培养中、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任。
无论是从职业院校自身的建设发展来看，还是从对单个人的人文关怀来看，抑或是从经济的发展、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兴旺来看，职业院校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擎起社会培训这面大旗，在推进科技进步、培养大国工匠的道路上不忘初心、阔步前行。
（作者：鲁彬之，单位：山东省滨州职业学院现代职业教育研究工作室）
职教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要迈好这几步
赵志群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中高职衔接、应用型本科等试点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也存在着升学倾向日趋明显的隐患。高学历并不等于高水平，也不一定能带来高就业。笔者认为，如果简单地把“满足人民的学历提升需要”作为“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标准，而不对大众需求进行合理引导，有可能造成战略失误——一方面，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国家战略转型得不到足够的人才支持；另一方面，结构性失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
职业教育发展有其独特规律，人才培养质量才是关键，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内部对职业院校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过程、教师和资源管理进行监控和评价，在外部对职业教育的结果进行监测。
构建“国家资格框架”
当前有两个因素制约了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一是教育制度与劳动就业制度结构性脱节，二是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结构性脱节。为了突破职业教育两套管理体制的束缚，建议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构建我国的“国家资格（资历）框架”。
不同类型、层次教育衔接的本质，是“资格要求”间的认可、衔接与融通。明确各级各类教育的定位和资格标准，是实现整个教育体系衔接与融通的基础。“国家资格（资历）框架”可以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学历教育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奠定基础，从而使学习成果和工作能力具有可比性。只有实现了具有可比性的质量保障，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
《欧洲资格框架》（EQF）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分类标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EQF赋予资格证书超国家的管理功能，实现了职业资格与高等教育学历的衔接和融通，成为各国（不仅是欧洲）间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评估、比较和相互认定的依据。
“国家资格（资历）框架”有利于规范各级各类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标准，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服务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打好质量标准的技术基础
职业教育标准有预设性标准、过程性标准和结果性标准等多种类型，其中最重要的是课程（教学）标准和学业评价标准等与教育教学直接相关的标准。但由于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并没有为此提供直接支持，因此制定这些标准的方法就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我国职教课程开发已走过了对学科知识进行选择和简化、按照岗位任务要求建构课程内容和结构这两个阶段。随着工作世界复杂程度的提高，职业资格研究的程序和方法有了更高要求，必须关注学习者个体在复杂工作情境中的主观性知识和生涯发展。多数职教工作者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知和敏感性。
学校类型不同、区域发展状况不同，专业质量标准也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开展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特别是有关标准开发的技术标准研究，即开发标准的“元研究”，包括专业目录编制的技术规程，教学（课程）标准的开发技术规程等，以帮助职业院校找到现代职业工作的标准特征，做出恰当描述，并进行科学的教学设计，从而系统而有效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项目管理的质量效益
政府部门经常采用项目方式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由于项目制管理强调处在等级制高端的领导者的理念，实施单位的自主发展意愿和能力得不到有效发挥，有可能造成项目结束后的懈怠或产生项目依赖症。
职业教育项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健全的法规、公平的决策和良治、踏实的工作作风等。职业教育项目要想取得更高的质量和效益，应从重视以投入为主的项目管理和实施方式，转向追求项目产生的效果，在项目设计上更注重项目目标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为项目实施创造更大的灵活性，这些都需要职教管理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支持。
实践证明，成功的职教发展项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项目设计与职业院校的整体发展目标、现有制度和基础能力相吻合；二是项目建立了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三是在项目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均开展了科研伴随研究。
强化教育过程的质量控制
质量保障体系运作的关键是系统地开展评估和改进。对于职业院校来说，应当进行两方面的探索：一是建立校企合作质量保障体系，引入相关工具，实现持续、系统的质量监控和改进过程；二是建立专业和课程质量保障体系，为学校持续改进课程标准及课程实施提供解决方案。院校要按照“自我保证，多元诊断”的指导思想，建立多方共治的内部诊断机制，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诊断方法，以及多方协商生成的发展性标准，发现问题、理清原因并寻找改进措施。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能否有效运转，取决于其质量生成、质量监督与评估、信息管理、反馈调控等系统的运作方式。对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可以增强院校管理的透明度，使每个员工都获得有关质量和工作绩效的信息，不仅能提高管理人员的科学管理和领导能力，而且可以在个人和团体智慧的分享中，建立新的学习文化，并将其内化、制度化为质量管理的一部分。
受院校发展水平和我国“尊重权威”传统文化的影响，开展持续有效的过程质量控制会遇到很多困难，目前只有少数院校开展过尝试，相关研究也相当薄弱。
开展学生学业的成就评价
近年来开展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对促进职业教育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职业教育由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向内涵式的创新发展转变，职教评估逐渐开始关注办学成效与特色，专业教学质量评估成为评估体系的重要内容，评估对象包括专业目标定位、资源保障、人才综合能力和发展、社会贡献度等。完善的评估制度将通过建立不同的指标体系，促进院校合理定位和分类发展。
迄今为止，我国职教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主要是通过学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价和职业资格考试来实现的，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达不到大规模质量监控的信度和效度要求，无法借此进行校际间和区域间比较。由于技术支持不足，评价结果无法全面反映人才培养质量，更没有建立起评价结果与人才培养模式对应关系的解释模型。
在对职业教育的产出进行评价时，我们可以通过开展职业能力测评，诊断学生职业能力、职业承诺和职业认同感的水平，来实现不同地区、院校间课程与教学质量的比较。通过职业能力测评所获得的人才培养质量信息，不仅能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还能为课程和教学改革提供参考，提高职业教育体系设计和教育质量控制水平。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产出和投入的因果分析，二是评估工具的开发，需要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和严谨的心理测评技术。
（作者赵志群，系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
质量，职业教育的生命
——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吴雪萍
职业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素质，影响职业教育的声誉和吸引力。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一些教育发达国家建立了较完备的质量保障体系。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具体而可操作的质量指标体系
【他山之石】
2009年欧盟颁布的《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障参考框架》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质量指标体系，作为成员国测量和评价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的共同指标。该指标体系包括10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每一个指标都有其操作定义。指标1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应用质量保障框架的情况，指标2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师资培训投入，指标3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率，指标4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完成率，指标5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就业率，指标6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所授技能的实用性以及个人和雇主的满意度，指标7是社会失业率，指标8是弱势群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比例，指标9是劳动力市场培训需求分析预测能力，指标10是远景规划能力。
英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四大方面：总体效能，学员的学习成果，教、学和评价的质量，领导与管理效能。总体效能的评价依据是教育机构在满足学生和用人单位需求方面的有效性。学生的学习成果主要通过考查学生的学习目标实现情况、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对社区的贡献等做出评判。教、学与评价的质量则通过教、学的实施状况及效果，教学手段的运用，对学生指导的有效性，学生需求的满足程度等方面体现。领导与管理效能的评价指标则包括安全保卫、平等与多样化、资源管理等。
俄罗斯现行职业教育标准规定学生必须具备两个素质：普通综合素质和职业综合素质。普通综合素质由几大关键能力组成，包括：专业发展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合作能力。职业综合素质包括利用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组织、管理、实施某职业活动，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解决职业活动中的问题等。
【启示】
教育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质量指标包括职业教育的参与率、完成率、就业率、教与学的质量、学生学习的成果、学生和雇主的满意度、对师资培训的投入、领导与管理效能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学生的发展指标。
对学生和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衡量职业教育质量的两大重要标准。基于这两大标准，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指标可以包括九大方面：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参与率，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参与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完成率；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职业院校学生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满意度；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对师资培训的经费投入；职业院校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预测能力和适应能力；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的远景规划能力；职业教育与学生个人和社会整体需求的匹配度。
以改进教学为目标的质量监测体系
【他山之石】
丹麦把“产出监测”作为质量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职业教育提供者拿到财政拨款，必须达到规定的质量目标。2003年，丹麦教育部确定了质量的四个优先领域：学生的培养质量、教师的技能水平、学校管理的专业化水平、院校与企业和当地社区联系的密切程度。测验和考试是丹麦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基础职业教育领域，学生必须参加最终的职业技能测试。发表年度资源报告是丹麦实施质量监测的重要方式，用数据材料证明教育输入、过程和输出之间的关系。
美国2006年8月颁布实施的《卡尔•帕金斯生涯与技术教育法》要求联邦和州政府合作制定具有挑战性的技能标准，从教育成就、完成率、向中等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过渡、参与工作本位学习情况等四个方面对生涯和技术教育的实施质量进行监测。联邦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办公室为州政府编制了一份自我评价量表，量表包括6个领域、30个指标，即管理、地区应用、技术准备、特殊人群、财务责任和问责，每一指标都被细化为可操作的活动和任务。
澳大利亚从背景、参与、资源、产出和结果等方面对职业教育质量进行监测，提出要根据指标体系定期报告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及时记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结构变化与实施情况，根据指标体系收集数据并使之透明。
【启示】
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质量的监测是全程、全方位的。既有对教育输入的监测，也有对教育过程、教育输出的监测；既有对投入资源的监测，也有对产出结果的监测。其中，学生的培养质量、教师的教学水平是监测的重点。
对职业教育质量的动态监测是及时掌握教育质量信息并进行改进的有效方式。由于我国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质量的动态监测需分层、分类，既有国家层面的监测，也有省级、市级层面的监测；既有院校内部的自我监测，也有院校外部的监测。国家层面重点在宏观监测，关注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与社会成员发展相适应的程度；省市级重点在中观监测，关注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与当地学生需求的吻合度；院校内部监测的重点应放在学生的满意度、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成果、教师的教学和技能水平等；院校外部监测的重点则应放在学校领导和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学校的总体效能和改进能力、院校与企业和社区联系的密切程度等。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质量评价体系
【他山之石】
英国教育标准局制定了统一的评价标准即共同评价框架，它既是督导评价的依据，也是职业院校开展自我评价的依据。该评价框架主要由评价原则和评价程序两部分构成。职业院校开展的自我评价和教育标准局组织的外部督导评价构成了英国职业教育质量的内外部评价。自我评价注重连续的过程性评价，评价证据的收集紧紧围绕与学生学习和发展相关的五个关键问题进行，即学习者学业成就如何？教学和培训效果如何？教学项目和教学活动符合学习者的利益和需求吗？学习者获得指导和帮助状况如何？在提升学业成就和帮助学习者方面的领导和管理效度如何?外部评价突出亮点与优势，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与建议。外部评价结果以评价报告的形式公开发布在英国教育标准局网站上。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12年3月发表了《面向所有人的技能》报告。报告提出，从2014年开始在“我的技能”网站上为每一位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学生提供“独特学生鉴定”，相当于培训的电子档案，是跟踪记录学生一生中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唯一官方凭证。通过“独特学生鉴定”，企业可以招聘到合适的雇员，政府也可以更好地掌握整个培训市场的信息。
【启示】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由外部评价和院校的自我评价构成，以院校的自我评价为主。无论是外部评价还是内部评价，都把满足学生的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都非常注重对职业教育输出质量的评价。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内外部质量评价体系是保障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由于职业院校是提高教育质量的责任主体，自我评价在教育质量评价中应处于更重要的位置。我国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可逐步从以往的侧重外部评价转向侧重院校内部的质量评价，使院校内部的质量评价成为常态，让职业院校内部的全体成员参与到质量评价过程中，培养他们提升质量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作者:吴雪萍,系浙江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