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与研究》2016年第 04 期(总第 080 期)
理论学习与研究
2016年第 04 期
(总第 080期)
主办：中共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2016年04月
本期学习主题：五大发展理念
◆ 从战略全局认识和把握新发展理念
◆ 以新发展理念统领“十三五”时期改革发展全局
◆ 发挥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 担负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 生态文明：解决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
◆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新实践
◆ 改进党委会工作方法 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重要批示的体会
◆ 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从战略全局认识和把握新发展理念
2016年03月11日 人民日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写进中央全会文件，这在我们党历史上是第一次。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指南。
新发展理念是新时期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同志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
新发展理念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脉络。纲举目张、魂强体健。“十三五”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散，经济低迷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依然繁重，面临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周期性与结构性双重矛盾特征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新发展理念是针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开出的药方。只有紧紧抓住新发展理念这个“魂”，才能使中国经济这个“体”更加强健，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新发展理念明确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主抓手。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深刻变化。经济新常态突出表现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还包含转变资源配置方式、增进民生福祉和实现包容发展等丰富内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需要崭新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契合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顺应我国生产力水平整体提高的趋势，是指导实现更好发展的科学理念。
新发展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涵。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和分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土地、能源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支撑经济转型升级。新发展理念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既契合当前发展实际，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再到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必将指导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新发展理念确立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新发展理念根据新常态下我国的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明确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完成“十三五”时期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我国经济除了传统内需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供给侧的新难题又日趋严峻。一方面，传统工业产能过剩，增速下降；另一方面，新旧增长动力青黄不接，新产业、新业态份额较低，不足以弥补传统行业增速下降的影响。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创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从创新中寻求增长新动力。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迫切要求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坚持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意味着要更加注重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更加注重通过拓宽发展空间提升发展后劲、以实现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协调发展。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对发展理念和实践的全方位提升。面对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色发展理念，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中国发展奇迹得益于对外开放，引领新常态仍然要靠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既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又从全球经济联系中进行谋划，重视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新常态下，开放发展是提高发展质量和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的必然选择。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十二五”时期，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7800美元左右，2013年、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三年完成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以新发展理念统领“十三五”时期改革发展全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我们必须找准发展的着力点，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没有水分的增长。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发展实践，努力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效益提升、投资效益上升，使发展在“十三五”时期达到新水平。通过创新发展，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通过协调发展，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通过绿色发展，解决生态环境污染和发展不可持续问题；通过开放发展，提高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和抗风险能力；通过共享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其中不乏总量性、全球性、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结构性问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要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带动经济增长。当前，应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重点，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的顺利转换接续。
以科技创新推动创业，以大众创业带动就业。以创业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发展新动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巩固第一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以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就业结构调整。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使人才这一最有活力的发展要素充分释放潜能，为经济转型升级贡献智慧和力量。
化解经济社会风险，解决好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十三五”时期可能是国内国际各方面风险不断累积甚至集中暴露的时期。这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未雨绸缪，建立健全化解各种风险的体制机制。当前，要特别注重化解经济风险，包括产能过剩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等。还要注重回应群众呼声和关切，重点解决就业、社保等问题，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谋求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把我国发展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来筹谋，拓展国际视野和大国胸怀。保持战略定力，更好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我们还有5500多万贫困人口，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牢固树立共享发展理念，必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为此，应加快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交上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作者：陈宝生 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
发挥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无论是协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制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其成效都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鲜明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就在于对国家治理的显著效能。特别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制度的功能作用、推进国家治理，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
国家治理的保证在力量。把互相作用的多种力量凝结成一种历史合力，是进行国家治理的根本要求。多党合作制度为形成这种历史合力提供了制度化机制。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要共同致力改革和发展目标，形成国家治理的“关键性合力”；要充分动员各自成员及所联系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发展，形成国家治理的“决定性合力”。民主党派要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成为执政党推进国家治理的“辅助力量”；要坚持自我教育的传统，把内部不同社会成员意愿整合成与执政党的“同向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改革和发展，为国家治理提供强大力量支持。
国家治理的关键在决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防止出现全局性、颠覆性错误和失误，必须科学决策。决策的主体是执政党和政府。参政党虽然不直接决策，但能从协商、参与角度扩展国家治理能力的外延，建言、监督角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政党协商作为多党合作的基本方式，已经纳入党和政府的决策程序，体现在决策制定和决策执行的全过程。要通过政党协商，融合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集体智慧；要通过民主党派议政建言，对党和政府决策进行丰富完善；还要通过民主监督，对决策及执行中的问题进行校准和纠正。以优化、防错和纠错功能的发挥，推进治理决策科学制定和顺利实施。
国家治理的基础在参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各界成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形成政党、政府、社会、民众相互作用、共治共建的过程，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保障。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社会各方面成员广泛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要动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联系的不同领域社会成员广泛参与，使他们的治理意愿在政治系统中充分表达；要积极参与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协协商、政府协商等，使他们的治理意愿定期在政治系统中直接表达；要通过与执政党和政府当面协商、直接对话和专题调研，使他们的治理意愿在政治系统中深入表达。从而使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发挥。
国家治理的境界是共赢。现代社会是多元发展，国家治理是多元共治。只有找到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最大公约数，形成治理共识，才能实现多方共赢。增进共识是多党合作的内在要求。要着眼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和人民根本利益，在顶层设计、基本方略、重要政策上形成共识，增强国家治理的宏观把握能力；要在整体与群体、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利益上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增强国家治理的利益整合能力；要以合作、民主、共识为基本理念，增进共识而不讲求一律，倡导批评而不扩大分歧，既凝聚多数意愿，又尊重少数意见，增强国家治理的正和博弈能力，确保国家治理的基本秩序和实际成效。
国家治理的目标是长治久安。这是构建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的根本着眼点、着力点和落脚点。长久治理的制度保证，就是建立和完善公平有效的国家政治治理体系。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既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稳定合作提供了制度规范，也为进行国家治理、实现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证。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长久治理提供根本政治保证；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为长久治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保持政党关系和谐，为长久治理奠定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统战部原副秘书长，来源：人民政协报）
生态文明：解决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
2016-03-04 光明日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成为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最新成果。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正引领社会各界形成新的发展观、政绩观和生产生活方式。
彰显历史担当，蕴含治理智慧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工业发达国家，而经济发展模式仍然粗放，经济增长依赖大量资源的消耗，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以下几组数据可以说明：2012年我国GDP占世界11.6%，钢铁消耗占世界45%，水泥消耗占世界54%，能源消耗占世界21.3%，单位GDP能耗约为日本的4.5倍、美国的2.9倍。
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危机：盲目城市化使耕地面积迅速减少，耕地质量下降；森林面积明显减少，生态调节功能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濒危动植物种类增多；江、河、湖、海污染严重，对人和生物的生存形成威胁；资源分布不均，消耗速度过快，甚至无法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
具体来说，我国目前大气污染严重，大气的氧化性和酸性提高，雾霾覆盖面扩大，且发生频繁、时间延长；河流、湖泊、海湾水质堪忧，有机污染造成细菌繁殖、水体变黑发臭，富营养污染造成赤潮、蓝藻暴发，地下水污染呈现从条带状向面上发展、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的趋势；固体废弃物增量迅速，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率低，200多座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镉、镍、铜、砷、汞、铅等重金属和DDT等有机物污染土壤，危及农作物质量。
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绿色发展既彰显历史担当，也蕴含治理智慧。该理念以问题为导向，从基本国情出发，切中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给破解促进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值得期待的中国方案。
发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经验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科学界就开始对生态文明理念进行实质的讨论和研究。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八大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此，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将是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先人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人必须同天地和谐相处。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荀子提倡变革自然需兼得天时、地利与人和，故曰：“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贷浑浑如泉涌，涓涓如河海，暴暴如山丘，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我们真应该为这些先人的先知先觉感到骄傲，更应该努力去实践“天人合一”的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也在工业生态学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包括提倡建立不同工业之间的共生代谢关系，将一个企业的废料用于其他企业做原料；对工业品生产过程进行生命周期管理，尽可能减少生命周期中每一阶段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把城市垃圾看作城市矿山，开发利用城市垃圾中一切有用的资源，令环境和经济双赢……这些思路与做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加快推行。
深耕不同领域，采取多种途径
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的理念后，再结合经济发展、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的需要，我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在不同领域通过多种途径进行。
在生产领域，大力提倡生态经济，在生产过程中提倡资源节约和节能减排。目前，关于转型发展有很多新的提法，如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这些提法本质上相近，与生态经济一致。
消费处于物质代谢过程的最下游，消费过程中浪费一个单位的产品，往往意味着上游几十倍、几百倍甚至更多的资源浪费，这就是所谓的下游效应。因此，在消费领域应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推动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包括使用节水产品、节能汽车、节能省地住宅，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限制过度包装，抑制不合理消费，推行政府绿色采购等。
建设生态城市，就要在城市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时，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具体包括：合理控制城市规模，不盲目“摊大饼”；合理布局建筑物，以减少城市交通的需求压力；交通模式以公共交通为主，提倡自行车、步行等低碳、环保、健康的出行方式；公共建筑特别是政府办公楼、城市广场，应注重功能实用性，而非贪大求洋。
为了让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就要保护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如树木、草地、河流、湖泊和天然湿地。其中，保障城市河湖的水质刻不容缓，特别应保障饮用水源的水质安全。身处具有一定面积和数量的树林、草地、河湖、湿地的城市中生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的身心才会更舒适、健康。
在文化教育领域，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需要强调的是，教育对象不光是在校学生，也包括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一般居民。应采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手段，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类学校教育，以及媒体、文艺等社会渠道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等。
最后，要加强法制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相关法律；还要加强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尤其应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指标体系，改变唯GDP至上的观念和做法。（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钱易）
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重点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对处于“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而言，如何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而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已成为当前外贸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亟须解决的问题。鉴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投资低水平徘徊和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有所收缩等不利因素冲击，我国的全球价值链攀升之路并不顺利。在此情境下，应探寻新的应对国际规则和价值链布局的方法，打破由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分工，着力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一、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分工特征与发展趋势
全球价值链，通常是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强调，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着力促进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内部及彼此之间高效、顺畅的全球价值链联接，已成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关注重点。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经济呈现出新的特点。
1.全球价值链深度分解，国际分工新体系逐步形成。随着专业化分工逐步细化，产品价值链也逐渐呈现“碎片化”的发展格局。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国不像以往仅仅凭借一个具体产业或行业及特定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布局，国家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上的某一环节或工序上组织要素投入和生产的能力、交易效率及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这导致以国家层面、产品层面为基础的要素禀赋差异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逐渐被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产品价值链所替代。以苹果手机为例，一部iPhone手机的生产要环绕地球一周，全球超过30多个国家或地区为其提供原材料及零部件，由美国设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德国等国提供零部件，并最终在中国组装完成。苹果公司的外部价值网节点企业包括了多个行业的合作伙伴，而苹果通过完美的产品平台，将这些合作伙伴的资源能力整合起来，进而搭建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新兴国际分工体系。
2.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和贸易投资新规则制定，试图继续主导全球价值链。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抓手牢牢掌控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国际分工中逐步被价值链低端锁定。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不仅占据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份额，而且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占据了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80%—90%。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享受了全球价值链深化所带来的贸易投资福利，但总体而言在价值链中获利微薄和话语权不足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中国在全球制造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路径依赖，使得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变得更为艰难。而发达国家为应对经济复苏乏力，纷纷推行旨在重塑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战略，遏制制造业“空心化”。如美国推出的在清洁能源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信息通信和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欧盟在研发卫星监测环境与地球安全、微电子工艺燃料电池等领域建立的欧洲创新技术学院等，力图夺回和保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同时，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通过构建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试图继续掌控未来全球价值链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3.新兴经济体加速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日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新一轮调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愈发明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逐步加深。来自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发现，与1996年相比，2009年中日韩三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分别由0.37、0.24和0.20上升至0.48、0.34和0.38，远高于同期美国和欧盟的0.26和0.2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不仅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和产业转移，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调整。以中国为例，对外投资规模从2001年的27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231.2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尽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待提升，但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价值链联系正日渐密切，并对全球价值链向发展中国家布局产生积极作用。
二、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机遇
当前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美欧等发达国家正积极推动制造业回迁和高水平贸易投资规则谈判，谋取新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权。近年来，发达国家主导的高标准区域经贸新规则，提高了中国打造全球价值链的门槛。同时，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与新一轮全球价值链调整，也不利于中国主导地位的确立。但是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我们也面临有利的条件。
1.“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有利于延长中国自身价值链，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思路，“一带一路”战略坚持共同发展，旨在发挥我国经济大国、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影响力，与广大极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层次合作。“一带一路”战略坚持平等性和自主性的原则，通过与沿线周边国家的深度合作，便于我国从国际市场、资源配置、产业转移等方面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尤其是沿线65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低迷的2010-2013年，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高出全球平均水平4.6和3.4个百分点，为通过产业对外转移和对外投资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以我国优势产业的核心企业为主导的国内产业链可依次向周边及沿线国家拓展，通过与国际产业链的高效对接，提升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并延长自己的价值链，提升分工地位。
2.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有利于构建中国自身的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综合优势对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廉价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长期被忽视的环境成本。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也正在发生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接近峰值、快速城市化提升了土地价格、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等。但另一方面，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逐渐丧失的同时，我国也正在形成一系列新优势：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使我国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硬件环境，不仅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还形成了规模庞大、功能完善的产业供应链网络；在机械、发电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等领域，我国形成了一批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性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增加了我国科技人力资本总量，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形成。利用这些竞争新优势，部分核心优质企业积极“走出去”，拓展自己的生产链，从单纯的产品输出向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转变，可形成以我国大型优质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
三、如何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1.着力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有效协同。在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水平的基础上，适度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现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发展。尤其要注意发挥大型跨国公司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步掌控更大市场和更多资源，通过全球布局促进产业的国际转移和产业链的全球优化。对那些能源资源依赖性强、环境影响较大和产能超出国内需要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应加强“走出去”，使之贴近能源资源产地和消费市场，以降低物流成本，为东道国创造更大附加值和就业。而对那些能有效增强中国产业优势、满足消费升级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如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我们应加大“引进来”力度。同时，应该营造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以政府间协议保障企业公平的外部环境，保护企业发展利益，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以国民待遇为原则优化外资环境，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创造吸引外资发展的公平的国内环境。另一方面，引导核心优势企业积极主动开展对外投资，通过跨境产业链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力，并通过日趋完善的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来降低企业风险。
2.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推动高质量海外并购和优势产业海外延伸，构建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一是通过加大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拓展中亚、东欧、东南亚、北非等新兴市场，使之逐渐成为海外并购的新热点。二是利用我国在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及电子装配加工等领域的新优势，促进“走出去”与“引进来”协调发展，并积极探索跨区域合作新形式。三是拓展资金融通方式，利用“一带一路”机制下的丝路基金、亚投行及金砖银行等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更丰富的配套融资服务。四是国内各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开展集群式对外投资，推动中国产能和产业链向海外延伸，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建立自己的全球产销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
3.有效应对TPP协议等高标准规则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负面冲击，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TPP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规则明显不符合我国当前发展条件和利益诉求，我们需要根据利益相关程度和条件成熟度渐进对接新规则。首先，要深入分析TPP对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从战略层面着手研判科学可行的应对预案，并切实建设好上海、福建、天津、广东四个自由贸易实验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途径，积累经验。其次，合理利用TPP倒逼国内改革，针对国内薄弱环节，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努力与现行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接轨。加快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推动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知识产权标准建设，为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减少外部阻力。第三，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支持WTO在世界经贸治理中的作用，协助其进行改革，推进多哈回合及相关贸易规则谈判。同时，应呼吁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区的整合，以应对由此造成的国际贸易规则碎片化，避免区域贸易协定成为贸易壁垒。
4.准确评估不同产业国际竞争力，实施深度嵌入与打造中国自身全球价值链并举。我国目前处于由传统比较优势向新竞争优势的过渡时期，传统的资源优势、生产要素成本优势虽逐渐减弱，但短期内不会消失。这就要求我国在寻求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既要继续通过高质量双向投资等多种方式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努力实现价值链攀升；又要在某些新兴行业中，利用自身的竞争新优势努力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构建以我国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随着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市场需求逐渐饱和，凭借市场、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成本优势，通过扩大吸收外资和出口模式升级的方式，我国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借此，我国装备制造企业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提升。同时，应该结合我国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新优势，通过跨国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全球市场上优化装备制造业产业布局，搭建全球资源整合和要素聚集新平台，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逐步构建中国自身的区域及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