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与研究》2016年第 11 期(总第 087期)
理论学习与研究
2016年第 11 期
(总第 087期)
主办:中共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2016年11月
本期学习主题:学习贯彻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 科学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 以新发展理念塑造中国形象
◆ 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 创建“两个一流”应统筹好若干重要关系
◆ 教育改革如何坚持文化自信
◆ 构建质量体系,推进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科学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刘志彪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平稳,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比如,新旧发展动力处于转换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生产成本偏高,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化解产能过剩已达成社会共识,但去产能还面临诸多问题;一些城市房价涨幅较快,引发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等等。这些问题看似复杂无序,实际上都属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因此,可以从“供与求”“实与虚”“新与旧”这三对主要矛盾入手,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供与求:五项重点任务联动才能破解产能过剩等难题
一些地方之所以感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十分艰难,工作千头万绪却无处着力,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三去一降一补”这五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具有内在联系。只有五项重点任务联动,才能破解产能过剩等难题,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供求平衡。
运用竞争政策化解过剩产能。短缺经济条件下,扩张产能需要运用产业政策。过剩经济条件下,去产能的政策工具应转换为竞争政策。竞争政策保护竞争,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具体说,既可以通过鼓励收购兼并来消化僵尸企业,也可以在竞争中让僵尸企业被自然淘汰,实现市场出清。尤为重要的是,应把对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的补贴转变为对兼并重组方优势企业的补贴;对某些重点产业的扶持,应由对产能的补贴转变为对消费者和用户的补贴,以培育市场需求,让市场选择竞争优胜者。通过建立健全标准来淘汰落后产能,是在去产能中减少行政干预的好办法。落后产能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技术和工艺设备落后的生产能力;二是丧失了市场竞争力的生产能力;三是高耗能、高污染、质量不达标、有安全隐患的生产能力。对前两类落后产能,应该交给企业和市场调节;对第三类落后产能,应通过提高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去产能。
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拓宽房地产去库存渠道。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一些一二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面临房价上涨过快过猛的问题,为平稳房价,必须动用限购、限贷等行政手段。众多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则面临去库存的巨大压力。由于这些城市就业机会较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同特大型、大型城市差距较大,年轻人口净流出的倾向十分明显,导致住宅需求相对不足。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坚持把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各地因城施策,制定去库存的灵活政策。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地域广、不可能把所有农业转移人口都纳入到特大型和大型城市的现实,着力缩小各类城市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建设功能互补、产业协同的城市群。只有如此,才能既避免少数大城市人口不合理急剧膨胀,又避免众多中小城市陷入凋敝境地。
围绕去产能坚定地去杠杆,围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负债水平。绝大多数僵尸企业是靠高信贷杠杆维持的,因此去产能就是去杠杆,去杠杆就是加速去产能,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对于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尤其是僵尸企业,要像权威人士讲的那样,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普遍较高,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实际问题。按照国际经验,系统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最佳途径是加速发展以公司债和股票为主的直接融资。其中,债券融资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有待开发的巨大“蓝海”。而要更好发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必须把对投资者权益的充分保护放到首要位置。
通过改革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降成本可以双向调节供求,包括降要素成本和降制度性成本两方面。前者最重要的途径是提高生产率,由此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这是必须坚持的方向,但见效较慢;后者是通过改革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抑制因房价上涨过快而导致的许多行业要素成本上升过猛的趋势,根本办法是从制度上破除土地财政的副作用。又如,税收和各种收费是制度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全面大幅度降税的空间并不大,但阶段性地降低“五险一金”费率存在较大空间。此外,让各种可面向市场的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与政府彻底脱钩、参与市场竞争,也是重要降费手段。
积极实施“扬长补短”战略。补短板能够有效扩展经济增长空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采取“扬长避短”战略,着重发展某些重点部门和领域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较高发展阶段,有些短板是避不开的,需要实施“扬长补短”战略。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在于农村贫困人口,因而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提高发展水平的瓶颈在于科技进步和生态环境,因而补短板就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在于投融资体制机制,因而广泛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就是关键。总的来看,造成短板的原因主要是制度创新不足,因而“扬长补短”的关键是要补制度创新这一短板,释放制度性红利。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要把创新制度供给作为重要抓手,着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占据的物质资源、市场资源和信贷资源转移到短板部门,就能更快补齐短板。
实与虚:让实体经济能够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
当前经济运行中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了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挤压,部分企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房地产业吸纳大量社会资源,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挤压了民众消费能力,拉高了市场利率水平,推高了制造业成本,影响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从资本短缺和商品短缺的“双短缺”经济全面进入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的“双过剩”经济。在“双过剩”经济发展阶段会出现“资产荒”,大量资金因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品而推动资产价格膨胀。这在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时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已经不是扩大投资规模和生产能力,而是化解资本和商品过剩,同时着力平抑“资产荒”带来的资产价格膨胀。
平抑“资产荒”带来的资产价格膨胀,比较好的办法是“疏”,其核心是增加优质金融资产供给。这由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在虚拟经济领域鼓励金融改革创新,满足广大居民在收入提高之后不断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另一方面,以供给侧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为虚拟经济领域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资产配置组合和优质金融资产。应当看到,让实体经济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让创新能力强的优秀企业获得超额经济回报,是社会能够拥有更多优质金融资产的基础。在金融学上,这种实体企业的“底层资产回报率”直接决定了在此基础上打包创设的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简单来说,如果实体经济企业不行,怎么会有可交易、安全性高的金融资产呢?如果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人为地制造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就会埋下金融危机的种子。因此,解决“资产荒”问题的关键,不是去凭空进行金融创新,而是要努力发展实体经济。
这就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是国家竞争力的来源。如果虚拟经济发展过度了,就必须使它回归原有的功能,股市、汇市、楼市均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尤其是楼市,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现在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迅速膨胀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抑制,恢复房子原本的居住功能,抑制投机炒作。需要指出的是,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并不是说不要发展虚拟经济或虚拟经济不重要,而是要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协调。实践证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能够激发强大的经济动力。比如,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体系对于经济转轨和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利用资本市场引导和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策略。
新与旧:在加速经济分化中培育新动能
当前,我国经济新旧交替现象十分突出,其内在动因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分化的趋势不断增强、程度不断加深、效果不断显现。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象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本质特征则是有增有减、有上有下:有效益、有质量、环境友好的速度提上去,无效益、低质量、高污染的速度降下来。这是贯穿经济发展新常态始终的新旧分化逻辑。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2016年1—7月,尽管全国投资增速回落,只增长了8.1%,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8.6%,科教文卫领域投资增长17.3%,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7%,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3.8%,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35.4%;补短板领域的农业投资增长32%,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32.4%,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24.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只增长4.6%。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结构变化的表象是比重和数量的变化,本质特征则是结构优化下的提质增效。一是服务业增速持续快于工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正在形成。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长7.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5%。由于服务业发展具有抗经济周期的效应,因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意味着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在提高。二是工业内部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前三季度,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只增长6.1%,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8个百分点。同时,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也保持快速增长。三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持续提高。四是区域均衡发展水平提高。这些变化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构成了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标志。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动力变化的表象是投入要素的转换,本质特征则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研究表明,依靠增加物质要素投入实现的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目前,我国经济新动能不断涌现,正是这些领域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的结果。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要靠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资源从低效率企业、部门向高效率企业、部门转移;也要靠密集的研发投入和高强度的技术创新。
可见,经济加速分化推动着发展新动能形成。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经济分化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实现新的高水平的市场均衡。只有加快分化进程,才能增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在经济加速分化的新形势下,对于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来说,与其抱怨、不如行动,与其苦熬、不如苦干,与其消极等待、不如积极创新,努力在经济分化中占据有利位置。为此,必须认清经济形势,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政策取向。
站在发展全局的高度理解经济分化。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促进经济分化是现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应通过推进经济加速分化和妥善安置转岗分流职工,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以短痛避免长期折磨。鼓励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采取切实行动推进创新,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把破除预算软约束作为促进经济分化的根本。预算软约束是妨碍经济分化和市场出清的主要障碍。如果预算约束不能硬化,资源就无法按照市场竞争规律流动,就无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如果市场主体在投资决策时不用担心失败的后果,不用担心被追究责任,那么,就无法驱动资源进入创新领域,就会导致经济风险不断积累。因此,必须切断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预算软约束纽带,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
以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产业政策在现阶段的功能应主要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重点是以精准的政策指向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应围绕“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十大重点领域,加大中高端共性技术研发力度,培育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人才队伍,促进关键共性技术广泛应用,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亮点、增创新优势。
(作者为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以新发展理念塑造中国形象
慎海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个集中体现,深化了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发展观念的变革,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国际形象的塑造,为探索人类美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为完善全球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
一、诠释国家新形象
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促进国家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特别是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阐述,充分彰显了中国新气象,诠释了国家新形象。
新发展理念是观察中国道路的新维度。发展道路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表征,它折射发展程度、发展方式,蕴含发展取向、价值追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表征,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则分别从发展动力、发展路径、发展目的等维度描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质,从深层次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和特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发展道路。国际社会从中可以更直接、具体地感知中国国家形象的内涵,感悟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新发展理念是彰显中国形象的新元素。新发展理念为国家形象增添了新内容、注入了新元素。创新发展意味着发展动力的转换,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此展示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富有智慧、永续发展的国家形象;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由此展示均衡、和谐、文明的国家形象;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在发展中的体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由此展示尊重自然、中国美丽的国家形象。开放发展意味着我国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展现担当、友善、互利、共赢、和平的国家形象。共享发展在于着力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使全体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由此展示社会公平、共同富裕、人民幸福的国家形象。因此,实践新发展理念能够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展示和提升国家形象,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供新机遇。
新发展理念是夯实中国形象的新基石。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长远的宏观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将为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奠定重要基础。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更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塑造政党好形象
新发展理念既是一种发展方向,也是一种执政理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发展大局、世界发展大势的总体把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意识、担当意识,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执政方式的新发展。
执政能力的提升。执政能力是塑造政党形象的重要方面,执政能力要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而提升。新发展理念是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来的,既立足于我们的实践,又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并适应了国际社会发展潮流与发展趋势,是我们党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而作出的理性选择。新发展理念的形成与付诸实施,从一个侧面表明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步提升,有利于我们党塑造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执政形象。
执政宗旨的凸显。为谁执政、靠谁执政,这是塑造政党形象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服务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在选择发展方式、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道出了人民主体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人民主体地位,凸显了执政为民的宗旨,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党的执政宗旨、执政使命。
执政方式的变革。执政方式是塑造政党形象的关键因素。新发展理念引领实践,实际上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涉及一系列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的变革,涉及一系列工作关系、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调整,不改革就只能是坐而论道,最终到不了彼岸。”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要求具有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求通过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以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社会的领导;要求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使经济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要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激发人民创新、创业的活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凝聚民心与民力。因此,新发展理念将促进党的执政方式变革,有助于塑造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自满、永不停滞的执政形象。
三、提升大国软实力
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同志以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和开阔胸怀,协调推动各成员国合力支持G20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同时加强政策协调,完善机制建设,扎实落实峰会成果。系列共识的相继达成,昭示了中国的担当和凝聚力,有力佐证了新发展理念的强大软实力。新发展理念既是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理性选择,也是应对人类发展全球性困境的中国方案,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产生深远影响,必将极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形象。
全球视野下的发展共识。新发展理念适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与发展趋势,具有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新发展理念使我国发展的动力与方式、发展的目标与取向,走到时代潮流的前列,发挥了引领作用。正因为如此,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其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
负责任、敢担当的新兴大国。责任与担当是国际社会评判国家形象的重要尺度,也是支撑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重要方面。新发展理念本身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比如,“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充分表明我们的开放不仅着眼于中国自身,更是着力实现合作共赢,为其他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此次G20峰会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的主旨演讲中,无不彰显出中国的责任、担当和自信。
破解全球发展困境的中国智慧。出思想、出经验、出智慧,比出产品更重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如何引领国际经济走出困境、摆脱危机,世界各国都在关注和探索。新发展理念是应对全球发展困境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力求突破全球发展困境的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药方”的价值将愈加显现。G20峰会的诸多成果,就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开启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崭新航程的最佳例证。
总之,新发展理念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建构带来了新机遇、增添了新内容、提供了新支撑。我们要自觉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实践,打造中国新形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
(作者: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许达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杜家毫同志代表省委所作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未来五年全省的发展目标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共同愿景。实现大会描绘的宏伟蓝图,是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湖南篇章,也为湖南人民自觉投身这一伟大斗争开启了新的征程。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关于湖南改革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三个着力”“四大体系”“五大基地”为工作抓手,着力建设经济强省、科教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开放强省。必须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力争在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通过四到五年的努力,力争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以上,使每个市州通高铁,每个县市通高速,每个村喝上安全、干净的水,每个贫困农户摘掉贫困帽子,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更蓝的天、更绿的山、更清的水,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
一要共绘宏伟蓝图,抓好发展要务。湖南发展态势好,在历届省委班子带领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为实现宏伟蓝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湖南发展潜力大,但发展不足、发展不优、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尚未根本改变。从目前发展速度看,整体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可以说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实现宏伟蓝图任重道远。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必须勠力同心,聚精会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未来五年,我们要遵循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大逻辑,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走出一条符合湖南实际的发展路子。要把握“一带一部”发展定位,抢占发展先机,厚植发展优势,狠抓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和重大政策的落实,推动经济发展更具活力、更有效率、更可持续。要突出产业支撑,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要打好产业振兴战役,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发展工业领域新兴优势产业链为载体,推动智能制造示范区、动力集聚区、军民融合产业区建设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要把壮大现代企业作为振兴产业的基础性工作,既要对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又要着眼产业链的配套延伸,培育众多有特色的“小巨人”企业。要加强“一湖四水”保护与治理,做好水经济、水生态、水文化这篇大文章。要充分利用自然禀赋和红色资源,发展全域旅游、文化产业。
二要强化创新引领,提高发展质量。省党代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要把创新摆到核心位置,特别是要加强科技创新,真正以创新为引擎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动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形成创新发展新格局;推进制度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要以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园区和各类创新平台为载体,广泛聚集国内外创新要素,大力培养和引进科技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和青年创新创业人才,推进科技与经济、金融、文化等融合发展,努力打造创新高地。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促进产学研结合,把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很好地对接起来,以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集中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要加快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制度和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三要实施开放崛起,拓展发展空间。省党代会要求,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加快建设开放强省,努力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经过多年发展,我省对外开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经济外向度仍然较低,开放型经济仍是制约加快发展的“短板”。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就是要树立世界眼光,打破内陆省份传统思维定势,跳出湖南看湖南,把湖南的发展放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来思考,以更加开放的意识、更加开放的理念、更加开放的办法谋发展、搞建设,加快培育开放发展新优势。要积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深化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合作,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传统优势产品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和外贸综合服务体等新型贸易业态。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把引资引技和引进人才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推动“湘品出境”和“万商入湘”。要加快完善综合保税区、口岸等平台功能,大力营造开放发展的新环境,提升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能力和水平。
四要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活力。省党代会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矢志不渝全面深化改革,在系统改革、专题改革、试点改革上持续发力。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就是要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改革促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努力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要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真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要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继续深化国企国资、财税金融、投融资、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包容开放的人文环境和便利透明的营商环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加快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同时,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支持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抓好重大改革试点,形成可推广、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模式。
五要努力改善民生,决战脱贫攻坚。省党代会强调,要坚持民生为本,让全省人民生活更舒心,工作更称心,办事更顺心,全社会更有爱心。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更多财力、更大精力投入到改善民生上,让全省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要认真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和措施,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在抓好就业、就学、就医、社保、养老、住房等面上民生工作的同时,注重立足各地实际解决民生难点问题,抓好便民利民惠民的实事,抓好推动发展上水平、群众得实惠的工程和项目,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守住社会稳定与生态环保底线,确保食品药品安全。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落实“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要求,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各项扶贫政策真正落实到每个贫困农户,力求扶贫项目和措施精准到户到人,着力提升贫困农户内生动力和贫困农民技能素质,组织更多贫困对象参与产业发展。要坚持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做到真扶贫、扶真贫、拔穷根,实现脱贫致富、不返贫。
六要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发展保障。落实好省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关键靠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关键要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把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班子建设,抓好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坚强的战斗堡垒。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载体,把中央精神和省党代会精神学深悟透,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强化“四个意识”,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脚踏实地、主动作为、敢于担当,不搞花架子、不务虚功,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和省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要严守党章党纪党规、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反腐倡廉建设成效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为干实事、出实招、有实绩的干部创造干事创业的环境和条件。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已经吹响开启新征程的嘹亮号角。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开拓进取,走好新的长征路,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新胜利!
创建“两个一流”应统筹好若干重要关系
曹国永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2日 13版)
建设“两个一流”核心是要突出重点,关键是要加强建设,根本是要取得成效。当前一批高等学校正在陆续策划和部署创建“两个一流”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创建“两个一流”的进程中,高校都应认真思考、正确把握、妥善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统筹好创建世界一流与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
坚持中国特色,是高校创建世界一流的首要前提,也是建成世界一流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特色,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和中华五千年历史传承的文化力量,坚定广大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二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按照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要求,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三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负其责、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水平。四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进一步规范高校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
统筹好创建世界一流与服务国家战略的关系
高等教育办学水平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抓住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战略机遇,实现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主动服务国家需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是高校创建“两个一流”的核心价值取向。服务国家战略,一要主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高铁“走出去”等国家重大战略,充分发挥高校人才、科技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二要突出创新驱动,充分发挥高校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贡献突出为导向,聚焦可能产生突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产出原创性重大成果,全面提升高校乃至国家的创新能力。三要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以高水平科研推动高效益成果转化,实现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的良性互动与有效衔接。
统筹好创建世界一流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建设与改革并重,是创建“两个一流”的显著特征。综合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红利。也只有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破除制约学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内生动力,加快“两个一流”的建设进程。一方面要厘清权力边界,充分调动院系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明确“两个一流”建设中的学校主导作用和学院、学科主体责任,加强学校、学院与学科的统筹协调和发展,同时抓住以学科为龙头的综合改革,逐步实现以学科体系为基础配置各类资源。另一方面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坚持“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特别是要注意发挥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董事会以及群团组织在学术管理和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自我约束和能妥善处理自身问题的内部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提升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统筹好创建世界一流与建设基础学科的关系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要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科学的学科布局、良好的学科生态是提升学科竞争力和水平的关键。以基础学科为基石,围绕优势特色学科构建“高原”学科群,进而通过“高原”学科群孕育“高峰”学科点,是世界著名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普遍做法。创建“两个一流”,既需要通过集中力量、精准施策,使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学科中具有比较优势、能够体现办学特色的学科率先冲击世界一流水平,进而带动学校整体迈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又需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其他基础学科的建设发展,从而不断产生新的优势学科增长点。这就要求高校进一步凝练学科特色,制定科学的分层建设规划,同时建立一套“能进能出”的重点学科建设动态调整机制,适时淘汰绩效差的重点建设学科,择优补充建设成果好的其他基础学科为重点建设学科。此外,还应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学科融合,促进新兴交叉学科“异军突起”。
统筹好创建世界一流与服务保障的关系
“两个一流”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强有力的服务保障,并且使各方面工作形成强大合力。围绕“两个一流”创建工作,要突出推进管理创新,特别是创新管理理念、完善组织架构、改进工作方式,不断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要突出强化条件保障,进一步统筹好人、财、物、房和信息等重要资源,重点向高层次队伍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和高质量人才培养倾斜。要突出加快开放办学,推进与国内外政府机构、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办学和联合攻关,为“两个一流”建设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支持。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教育改革如何坚持文化自信
石中英
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是一种建立在对自己国家悠久教育文化传统的认识、了解和认同基础上的一种改革立场、态度和行为方式。
教育改革中“坚持文化自信”,体现的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和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具体而言,教育改革中要做到坚持文化自信,特别需要突出强调教育改革的文化自觉、文化自省、文化自强和文化担当。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教师节回到自己的中学母校看望师生,就教育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也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改革要坚持文化自信,好的经验要坚持,不足的要补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提出了当前和今后我国的教育改革应当予以坚持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主张,值得教育界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和努力实践。
什么是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
什么是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自信与自卑相对,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相对,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相对。
教育改革的文化自卑比较容易理解,它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对于自己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观、教育制度、教育模式和教育关系等,都持较为否定的态度和观点,希望用国外的某一种或某些教育作为标准、模型或样板来改造我们自己的教育。这种态度和观点,就其对本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所持的强烈批判立场来说,也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就其对教育问题的诊断方式以及随后开出的改革药方来说,则很难说是对症下药,甚至出现病急乱投医、“言必称希腊”的局面,其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使得原有问题更加严重。
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就是这种态度和观点的拨乱反正,是一种建立在对自己国家悠久教育文化传统的认识、了解和认同基础上的一种改革立场、态度和行为方式。有文化自信的教育改革者在设计、推进和评价教育改革时,既能够充分吸收历史上教育文化的优秀遗产和经验,不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又能够审慎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教育文化观念、政策和做法,不犯陶行知当年所批评的“拉洋车”“依型他国”的错误。
教育改革为什么要坚持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强调坚持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教育改革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认识,与他之前一直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一脉相承,是“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在教育改革领域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可能与我国既往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盲目借鉴外国经验和做法、过于忽视本国教育优秀传统和现实中一些宝贵经验有关系,有比较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指导性。
毋庸讳言,回顾历史,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实践中,确实存在一种比较极端的态度倾向或思维模式,认为现代教育是外国的好,中国的教育——从历史上到现实,都是有问题的。评价中国某个阶段、某个类型的教育,总是拿外国的教育做标准,忽视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与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种态度或思维模式的支配下,人们在不同层次、范围、领域设计和推进教育改革时,不太注重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没有仔细考察教育问题发生的具体社会环境与条件,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一味向国外学习,唯国外的教育改革马首是瞻。
清末教育改革师法日本,废科举、改书院、兴学校;20世纪20年代学制改革又学习美国,照搬照抄美国的学制;1949年解放以后,新中国教育制度变革向苏联“一边倒”,苏联有的我们可以有,苏联没有的我们也不能有,连学校里设置什么学科都向苏联看齐;1958年的“教育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教育改革又走向极端,排斥了一切古代的和国外的经验与做法,使那一时期的教育改革(“革命”)既偏离了历史轨道,也远离了世界潮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开始逐渐找到自己的社会坐标和实践坐标,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信。但是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十年间,在一些全局性或局部性的改革实践中,也时常出现脱离实际,盲目推崇国外经验和做法,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制度和经验缺乏自信的现象。表面上看,这种历史现象是改革者和实践者看待与解决教育问题时的态度与方法问题,但实质上确实是决策者和实践者在改革中缺乏文化自信,或者说不同程度产生了文化自卑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教师节鲜明提出“教育改革要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给教育领域的改革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们打气鼓劲儿,希望大家在各种各样关于教育改革成败得失的评价面前,振作精神,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摆脱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崇拜他国的束缚,走出一条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和中国精神的教育改革之路。
教育改革如何坚持文化自信
那么,教育改革如何才能做到坚持文化自信?这需要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去认真思考和研究。我自己理解,“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长期地保持文化自信,不因为教育改革一时的困难曲折、成败得失而丧失文化自信。教育改革中“坚持文化自信”,体现的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和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具体而言,教育改革中要做到坚持文化自信,特别需要突出强调教育改革的文化自觉、文化自省、文化自强和文化担当。
首先,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自信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的。如果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连教育的文化自觉都缺乏,不能够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教育系统的多元性,不能够接受这种多样性的合理性,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教育体系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特征缺乏认知和认同,态度上、思想方法上总是将某一种文化体系中的教育当作标准的或先进的教育,那么要建立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不同国家的师生关系是不同的,一些英美国家的师生关系可能更加平等、更加强调认知性的层面,而像中国和日本这些东方国家的师生关系可能更强调差别、更加突出其伦理性的一面。究竟哪一种师生关系是理想的或标准的师生关系,恐怕很难脱离文化环境进行抽象的比较或断定。以英美国家学生可以直呼教师的姓名来批评中国学校里学生对教师的敬称是不合理的。反过来,以中国学校里学生对教师的敬称来评论英美国家学生对教师称谓的直截也显得荒唐。
其次,要树立文化自省意识。树立或坚持文化自信,并非说对自己的教育文化盲目骄傲自大,认为自己的教育文化传统和现行体制一切皆好。假如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极端保守的立场,不利于教育改革的实施。树立或坚持文化自信,包含了对自身教育文化传统和现实中一些不足的方面进行深刻地批评或反省的元素,“好的要坚持,不足的要补齐”。这种自我批评或反省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不敢面对自身文化和教育的短板,也是教育改革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另外,突出教育改革中的文化自省,还有助于预防教育改革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过程中的沉渣泛起,盲目美化我们自己的教育传统和实践,以至于把一切不同于外国教育甚至把一切明显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都作为“特色”加以保留与颂扬。当前,随着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上海连续取得好的名次,国外教育界到中国来学习取经的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重新发现自身教育的特色和优势,如教师培养制度、学科教研制度乃至于一些学科的教学模式等,另一方面也容易滋长对现行教育的自满情绪,忽视教育实践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再其次,要树立文化自强意识。比起文化自觉、文化自省来说,文化自强才是文化自信的根本表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不能画等号。没有文化自信,很难有文化自强。但是有了文化自信,尽管有文化自强的希望,但不等于就实现了文化自强。强调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实现教育改革的文化自强。教育改革的文化自强,是指教育改革要在继承优秀教育传统和宝贵教育改革经验并借鉴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合理做法基础上,以学生的健康发展为根本,以实际教育问题的解决为导向,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教育体系、教育模式,以实现最终建成世界一流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
最后,要培育文化担当精神。中华文化是讲求担当精神的,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一篇中提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论语·里仁》一篇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些话语就是呼吁芸芸众生在传承传统文化精神(“道”)方面的主体性和担当精神,并躬行践履,终身不渝。
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有其文化的使命,这就是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并将其汇入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教育改革也必须承担起这种文化传承的使命,针对既往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薄弱环节,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种文化资源和社会力量,助力传统走进现代,引导青少年学生亲近传统、继承传统,并努力开创中华文化的新纪元。
受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教育者在践行自己这种文化使命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干扰,遭到各种议论。这就要求教育决策者和实践者们坚定信念,排除干扰,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扎扎实实地推进此项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保留优秀的基因,培育新的文化生命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构建质量体系,推进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王周锁
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是继“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项目完成后的又一项战略工程,是引领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行动指南,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作为首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计划用3年时间,投入3亿元,积极承担实施任务(项目),推动学院创新发展。
围绕四个一流 建设优质学院
面对高职教育转型发展和陕西高职“双一流”建设,杨凌职院提出在“十三五”期间,以“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为核心,以构建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的专业发展、一流的人才和人事管理、一流的支撑和保障等体系为支柱的发展举措,推动优质院校建设。
推进人才培养改革,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坚持回归教育本位,推进实施“通识课(含行为养成课)+专业课+个性发展课+创新创业课”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成人成才。深化“百县千企”联姻工程和集团化办学,创新协同育人平台。实施以产业技术进步为驱动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推进以学分为导向的因材施教、分类教学改革,施行教考分离、学分制和弹性学制改革。
提升专业核心竞争力,构建一流专业发展体系。按照立足自我、摸清家底、寻找标杆、争创一流的思路,推进优质院校和骨干专业建设。紧贴产业行业,实施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驱动的专业设置和改革。校企深度合作,共建专业及课程标准。持续推进专业服务产业能力项目、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和国家、省、院三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引企入校,共建实训基地和协同创新中心。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构建一流人才和人事管理体系。实施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引进计划、名师引领计划、教师能力提升计划、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选拔培养计划,建设高水平专业教学团队。投入1000万元设立人才基金,招聘、引进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实施岗位管理、全员聘用制度,以及教师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和绩效考核等制度改革。
强化保障能力,建设一流支撑和保障体系。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新以“十大节庆”为主题的学生素质养成教育活动载体。构建融教育文化、职业文化、企业文化和行业文化于一体的新型校园文化。每年投入3000万元加强实验实训条件建设;3年投入4000万元,推进信息化校园建设。“十三五”末,建成智慧校园、生态文明校园。
发挥职教优势 服务国家战略
紧紧瞄准“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战略,发挥职业教育和产学研结合优势,精准施策,服务国家战略。
培养国际化人才。举办建筑工程国际班,培养具有专业技能和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服务中水、中建、中铁等“走出去”企业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依托杨凌示范区,举办面向中亚国家农技人员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
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运用“互联网+农业”技术,与中兴通讯公司联合创立智慧农业协同创新中心。围绕西部农业产业升级,发展壮大杨凌现代农业职教集团,建设杨凌现代农业职教改革试验区。
促进区域农业发展。继续建设好彬县、凤县、杨凌等农科教、产学研推广服务基地,扩大服务面向,提升服务能力。开展职业农民培训,开设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及村干部学历班,服务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未来3年,再建县级职业农民培育学院10所,建成产学研合作基地6个。
探索精准扶贫路径。贯彻国家与陕西省扶贫精神,创新教育和科技扶贫模式,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上学减免学费政策。支持甘肃、青海两省职业教育发展,办好青海玉树州水利、环保专业人才培养订单班,构建贫困地区订单(委托)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精准扶贫长效机制。
推动三项融合 加强创新创业
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相融合、与大学生社团活动相融合、与校企校政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相融合,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
创新专业教育方式。开放专业实训室和校内农林综合实训基地,供学生创新实验和创业训练。实行教师科研项目学生助手制度,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研究。改革课堂教学方法,启发学生批判性思维。建立学生创新实验、论文、专利、创业成果等折算学分制度。建立创新创业导师制度,强化专任教师培养。
依托学生社团,活跃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鼓励在学生社团下组建兴趣小组,实行教师帮扶、学院资助、企业赞助等形式,支持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按照三校区的功能,建成工艺创新园区、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园区、电商贸易创业园区,为学生创新创业搭建平台。设立200万元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支持600个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校企校政共建创新创业基地,培育创新创业新秀。进一步合作办好杨凌示范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建设3个示范性大学生众创空间,新建15个校政校企合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健全诊改机制 增强内生动力
主动健全教学诊改机制,是培植学院内生动力,实现质量自我保证、学院自主发展的关键。按照“以诊促改、以改促升”的思路,建成与优质学院相匹配的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形成学院良性循环发展机制。
落实内部质量主体责任。确立符合学校自身实际的办学定位与质量目标,把质量提升作为师生员工的共同追求,构建质量保证制度和运行机制;建立人才培养质量三级监测和第三方评价体系,实行二级分院关键要素评价制度。
以专业诊改为突破口,带动全面诊改。专业是学校办学的核心,将诊改工作与专业核心竞争力提升、骨干专业建设同步推进。全面疏理学院专业建设的成功经验和产业发展背景下专业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制定诊改方案,带动学院全要素诊改。
健全质量监控机制。进一步健全质量保证信息发布与监控系统,完善人才培养数据平台,加大量化力度,实行院内两级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和就业年度报告制度。
未来3年是高职教育落实国家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的关键时期。学院力争盘活校内与校外两种资源,群策群力,转变观念,坚持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以服务产业发展为使命,以创新创业教育为突破,以全面提升办学水平为目标,把学院建成国内一流、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优质学院。 (作者王周锁,系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