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与研究》2017年第 06 期(总第 094 期)
理论学习与研究
2017年第 06 期
(总第 094 期)
主办：中共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2017年06月
本期学习主题： 党风廉政建设与工匠精神培养
◆ 构建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协同推进机制
◆ 改革评价标准：“两个是否”对“三个有利于”的新发展
◆ 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强大正能量
◆ 加强大学生价值观自信教育 实现从自觉、自律到自为
◆ 德国：“工匠精神”培养融入教学全过程
◆ 实现专业化，教师培训的发展路径
◆ 职教提升，从哪里抓起
构建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协同推进机制
《红旗文稿》2017/11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课题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前所未有，这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的任务、更严的标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工程。本文从问题与对策两个方面，对党政机关如何构建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协同推进机制作一初步探索。
一、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各级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对于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认识不断提高，实际举措也不断向严紧硬的向度发展。但有一些单位或部门，对于怎样将落实“两个责任”进行无缝对接，怎样取得协同推进的最佳成效等等，仍与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1.解决好责任主体认识上出现的“冷热不均”问题。从上下隶属关系的纵向协同推进来看，一些单位、部门在落实上还是存在重形式轻落实、重安排轻检查以及被动应付等问题。有些人没有搞清楚或不愿意搞清楚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该负什么责，怎样承担责任，对上级机关的工作意图理解不够、精神实质领会不透，在工作中上存在责任落实层层递减、思维固化、方式不多、责任追究乏力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
从横向协同推进来看，单位各部门与纪检部门的责任主体对落实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同，产生了工作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有的单位领导对什么是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存在片面性的认识，对落实“两个责任”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上，没有全面把握责任内容，对于抓什么、怎么抓，心中无数；对怎样去协同推进思考不多、方式不新、消极被动等，还有些人认为只要抓好自己范围内的落实就行了；有些部门协同作战意识不够，将协同推进的“经”念歪而形成“党委挂帅、纪委出征”的状态，使“两个责任”的协调落实脱离、脱钩、脱靶。可以说，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工作只要某一个环节出现了认识不到位的情况，整个纵向或横向关系中就会导致“卡、慢、堵”，出现越位、缺位、错位的局面。
2.解决好制度设计安排上有空档、工作体制不顺畅的问题。影响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的因素体现在制度上，就是没有从顶层设计上形成制度安排与操作落实的无缝对接。我省出台的“两个责任”实施意见及责任追究办法，是全省党员干部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的实践指南。尽管制度条例很清楚，内容很详实，但要形成健全的制度和顺畅的工作体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前，一些单位并没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即使有细则也是条款较粗，对每个责任主体的责任清单不明晰，责任内容细化不够到位，责任追究规定不够具体。一些基层纪检机构的人员编制、经费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同级党委，监督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不够。总的来说，在顶层设计上诸如构建落实责任报告制度、述责述廉制度、督促检查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等协调配套的工作制度方面还有空档，操作层面还不完全是无缝对接。
从全省党政机关的面上来看，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的一级抓一级的领导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存在上边紧，下边松，压力传导层层递减的问题，尚未形成有效的制度执行的链条。从省直单位的情况来看，少数单位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还把握不准，不同程度存在系统谋划不够，重点突出不够，责任交叉不清晰，没有建立常态长效机制等。一些单位没有坚持突出主体责任的重点，一些部门没有把聚焦中心任务和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作为落实监督责任的重点，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把实行“签字背书”的责任报告制度以及检查考核、责任追究等作为推进“两个责任”落实的重要保障措施。有的单位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只是务虚功，签几份责任书，相应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特别是一些实行垂直管理单位，管理权和用人权往往在上级部门，而主体责任则在地方，因而在落实“两个责任”时难以达到协同推进的最佳效果。
3.解决好各部门工作侧重点不同、执行标准与力度不同而形成的“木桶短板”问题。协同推进必须要在落实中同频共振，应该是一套标准、一种执行力度。调查得知，由于各部门工作职能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把握不准，而导致落实“两个责任”时出现了时间上有空白、程序上有缺失、过程中有失重的现象。
一方面，标准不一致或者不是一把标尺量到底，产生了不同的工作成效。党委（党组）、机关党委、党支部（党总支），或者同一个单位的不同党支部（党总支），要求的标准不同，不平衡不协调的情况就比较明显。有些地方对各级党组织责任强调比较多，对党委职能部门责任强调得少；对“一把手”责任强调得多，对班子其他成员责任强调比较少；对一些部门关注得多，而对另一些部门关注得少。有的即使是同一部门，也有对主体责任落实得好而对监督责任落实得不太好，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有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履行责任，也出现落实工作不协调的现象。
另一方面，一些单位的责任主体对协调落实的执行力度，不是一个力度抓到底，而是时大时小、时紧时松。有的人对党风廉政建设“讲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在年初轰轰烈烈签订“责任状”，平时工作则很少过问。总之，因职能工作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木桶短板”的问题，是我们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中通过主观努力而可以避免的问题。
4.解决好各方面信息沟通不及时、信息共享不对等而产生的“分区作战”的问题。调查得知，各责任主体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中还没有完全重视信息科技的运用，没有充分发挥信息交流的优势，在三个方面存在进一步加强信息互动的空间。一是全局或整体性上存在着信息沟通欠及时、共享不对等的情况。当前一些单位或部门中的党委（党组）与纪检部门在落实“两个责任”时存在“各自为战”“分区作战”等情况，两个部门更多地强调各自的计划和程序，“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充分的交流沟通、协同配合。二是落实办法上还没有形成信息的沟通与共享。一些单位关起门来制定落实“两个责任”的措施与方法,以业务不同于其他部门为借口，既不愿意参考别的单位与部门的经验做法，也不将自己的做法提供出去分享。三是在检查考核上没有做到信息的沟通与共享。不少单位的责任制体系中，大多聚焦自己部门标准的考核，没有形成全局性的一张网、一盘棋的考核标准，对责任履行、督查、评价、追究等环节比较笼统甚至缺失，存在着流于形式和过于简单现象。一些单位在落实“两个责任”的考核时不太深入，面上不广、点上不深，群众参与途径不够宽，考核结果运用也不足，存在着因信息不全面而责任追究不严格，问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二、党政机关“两个责任”协同推进的机制构想
科学有效的“两个责任”协同推进机制，必须厘清责任关系，构建协调机制、严格问责追责，切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良性互动、协同推进、落到实处。
1.构建落实“两个责任”的分解体系，着重解决“责任如何区分”的问题。负主体责任的主体包括党委（党组）和机关基层党组织两个层级。其中，党委（党组）包括党委（党组）班子、党委（党组）书记、党委（党组）班子其他成员三个责任主体；机关基层党组织包括机关党委（机关党总支）、机关党委（机关党总支）书记、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四个责任主体。负监督责任的主体包括派驻纪检组和机关纪委两个层级。其中，派驻纪检组包括纪检组组织和纪检组组长两个责任主体，机关纪委包括机关纪委组织和机关纪委书记两个责任主体。从横向上看，党委（党组）与派驻纪检组属于被监督与监督关系，机关党委与机关纪委属于被监督与监督关系。从纵向上看，对于主体责任主体：上级机关工委与机关党委属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单位党委（党组）与机关党委属于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于监督责任主体：省直纪工委与机关纪委属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派驻纪检组与机关纪委属于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派驻纪检组与省直纪工委属于协调关系。
2.构建落实“两个责任”的推进机制，着重解决“责任如何协调”的问题。一是“签字背书”机制。各级党组织和纪委（纪检机构）要对其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派驻纪检组对党委（党组）党风廉政建设“签字背书”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以及问责或提出问责建议。机关纪委对机关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签字背书”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以及问责或提出问责建议。
二是工作报告机制。主体责任实行双报告制度，党委（党组）和机关基层党组织分别向上一级党组织和纪委书面报告履行党风廉政主体责任的情况。下级纪委（纪检机构）至少每半年向派出机关或上级纪委报告1次工作，每年向派出机关或上级纪委进行述职。
三是情况通报机制。党委（党组）应及时向纪检组通报上级有关重要部署，通报本单位重要会议、活动等工作安排等。派驻纪检组应及时向驻在部门传达上级纪委有关部署要求，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情况，通报涉及驻在部门的违规违纪行为和典型问题。
四是会商协作机制。建立党委（党组）书记与派驻纪检组组长定期就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沟通会商机制。派驻纪检组与被监督单位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干部人事、财务等内设机构应加强沟通协调，建立统一协调、衔接顺畅、主动配合的监督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监督执纪协作机制，定期召开纪检工作例会，组织综合监督单位联合开展监督检查、跨部门交叉办案或联合办案，加强与纪工委的交流协作。
五是监督推动机制。以规范权力运行、管控廉政风险为重点，抓住关键权力运行、干部选用、作风建设等环节，构建全程监督、痕迹管控、纪实管理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六是线索处置机制。派驻纪检组发现或收到反映被监督部门领导班子的问题线索，及时向派出机关和被监督单位党组织报告。被监督部门发现或收到反映处级及以上干部的问题线索，及时向纪检组报告。机关纪委负责本单位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线索的处置，发现权限范围外的干部问题线索应及时向纪检组和纪工委报告。
3.构建落实“两个责任”的追究链条，着重解决“责任如何追究”的问题。一是问责方式区分。对党委（党组）和机关基层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组织负责人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
二是问责权限区分。问责决定应当由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集体作出。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由纪委（纪检组）负责实施。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采取通报、诫勉等问责方式的，应由其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建议的，应由其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后，报请同级党委研究决定。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由纪委（纪检组）和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三是问责程序区分。问责决定作出后，按下列程序执行：问责决定书送达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本人及其所在党组织，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本人所在党内最高职务的党组织宣布，由问责决定机关督查执行。问责情况应当在问责决定执行后一个月内向干部人事部门通报，干部人事部门应当将有关问责材料归入领导干部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受到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问责情况。
改革评价标准：“两个是否”对“三个有利于”的新发展
吴毅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改革全面深化呈现新态势的宏观格局下，提出的关于改革成效评价的重要标准。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低谷、党内和国内一些人对改革姓“资”姓“社”产生疑惑等情况，邓小平同志站在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科学总结历史发展经验，提出了检验中国改革甚至判断我们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和理论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利益固化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一重要论断。这不但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一脉相承，而且根据时代的变化，更加注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全面小康，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小康才能真正造福全体人民。全面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力度，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样一个发展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是否”，具有很强的时代针对性。一是强调要立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二是强调要站在人民立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坚持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科学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凡是不符合这“两个是否”的改革，都会阻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都必须坚决防止和纠正。
综观我国改革发展史，不难得出一个历史经验：要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必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论。目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改的问题都已经改了，留下来的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深化改革必然要涉及一些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要涉及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必然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直接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涉及面最广、受众最多、程度最深、难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如果不科学把握规律性、坚定保持连续性、紧密契合时代性、切实增强针对性、时刻体现人民性，就会陷入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改革困境，就无法破局开路、攻关拔寨。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高度总结，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是否”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指明了破解改革难题的正确途径与办法。凡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的改革举措，就是正确的举措、科学的举措、行之有效的举措，国家就支持，人民就拥护。这就告诉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扭住关键”“突出问题导向”，精准聚焦现阶段我国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精准对接改革所需、人民群众所思所盼，精准回应群众的强烈诉求和热切期待，才能做到“坚持整体推进，加强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改革配套和衔接，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轻畸重、单兵突进、顾此失彼”，才能实现各项改革举措有效衔接、耦合互动、协同推进、渐次开花、遍地丰收的总体效果。
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强大正能量（治国理政论坛）
祝丹涛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02日 07 版）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思路面临重大选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举措，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从国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消费升级加快，消费需求由一般的数量需求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需求转变，人民群众的需要由一般的物质文化需要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生态环境需要转变。但现实的突出问题是，供给结构不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所提供产品的质量、品种、性能、营销方式等满足不了需求变化，出现了国内相关领域产能过剩和居民消费外流并存的局面。只有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看，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西方主要国家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从需求侧发力，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短期稳定了经济，但政策刺激的边际效用不断衰减，单纯依靠刺激需求的不良后果逐渐凸显。西方国家应对措施不当，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突发多发。
上述情况启示我们，解决供需失衡矛盾有时要从需求入手，有时要靠供给发力。要依据供给和需求关系的变化，尊重规律、找准原因，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等重大判断，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和改善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理论上作出的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的前瞻性安排，对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实践成效
习近平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这就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管理，它也重视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更强调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各方面经济工作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推进。
2016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去除无效供给，防控经济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主要是解决短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国民经济轻装前进创造条件。一年多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一是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有所改善，市场在逐步出清，发挥了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效应。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为6.7％，2017年第一季度为6.9％。二是政府和企业理念与行为发生积极变化，更加重视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含量、适应市场需求。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认可，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积极影响。这充分证明，中央作出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破解经济运行突出矛盾、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展现了科学性和有效性。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继续做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的同时，针对依靠传统产业、中低端产品、金融和房地产等支撑的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已经难以为继的现实，中央强调要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着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着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改善结构性失衡，打通供需循环，转换发展动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推动经济发展出现更多积极变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习近平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这就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用差别化的产业、区域政策甚至用行政办法来调整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词是“改革”，要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上做文章，强化制度供给，构建起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新体制新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变化、产能过剩和不足并存状况是表征，深层次原因是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存在各种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价格信号失灵，要素流动受阻，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比如，一些落后产能继续生产以及“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低效占用资源等，同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企业破产机制等不完善有关；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一些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一些城市难去库存，同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户籍制度等有关；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成为金融风险的总源头，同国企国资改革需要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市场化债转股机制不健全等有关；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业经营负担重，同垄断行业、社保制度、流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不到位有关；补短板要推动资源要素更多流向生态环保、中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就要做好降低准入门槛、完善监管理念和政策、推进配套的价、税、费等一揽子制度安排等改革工作。总的看，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也好，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也好，只有通过坚定推进基础性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里所说的基础性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首要的是完善现代产权制度。通过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创新人才改革创新的内在动力。其次是深化国企国资改革，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推动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现代化，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是推进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体系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弹性、流动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改革，划清政府和市场行为、中央和地方事权的边界，给各级干部以正确激励，消除发展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第五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大服务业、制造业对外开放力度，提升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第六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形成支持绿色发展的利益导向，又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形成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有效约束。总之，要通过深化这些基础性改革，构建有助于形成高质量供给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使供给能力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实现供求关系在更高水平上新的动态均衡，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作者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副局长）
加强大学生价值观自信教育 实现从自觉、自律到自为
赵爱玲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06日 13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的提出，对大学生开展好价值观自信教育与引导，开展相关的深化研究和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价值观自信教育的特殊内涵
一般来说，价值观总是指向于人的，代表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基本理念、理想追求和总体认识。一个人对一种价值观越是认同、信仰和追求，就越是会以全部情感、信念、意志、信心和自觉行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诉求。从根本上说，价值观是人类本质的体现。“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不仅是人与动物“直接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个体完成社会化、更好地参与和融入社会、合力创造“历史”的重要历程之一。为此，人在多大程度上认知、认同价值观，尤其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价值观的自觉、自律和自为。
思想政治教育学角度所讨论的价值观自信特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以及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从宏观的角度看，价值观自信是一个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心、对“四个自信”的坚定信念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自觉践行的范畴。从微观的角度看，价值观自信特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即是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一种自信，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知、价值认同、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为。
价值观自信教育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客观需要
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使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着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必须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立身之本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既揭示出思想政治工作在高校人才培养、立德树人过程中具有的主导、统帅和决定性作用， 也进一步揭示出当前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自信教育与引导的迫切需要。
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与现代化进程出现的社会价值多元化、价值理性边缘化、精神世界对象化等社会价值困境，迫切需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自信教育与引导；另一方面，加强对大学生的价值观自信教育与引导，有利于从青年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角度探索价值观自信教育与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实效性的关联，更好地激发当代大学生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身体力行并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引导学生做到“四个坚持不懈”和“四个正确认识”
当前，加强对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教育与引导，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到“四个坚持不懈”，即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要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使高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
另一方面，加强对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教育与引导，要重视调动和发挥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性和主观努力，努力做到“四个正确认识”，即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珍惜韶华，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同时，要把加强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教育与引导，与当代大学生自身的自觉努力结合起来，从而使当代大学生能够更快地成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洋溢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展现改革创新的时代风采和青春正能量。
（作者：赵爱玲，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德国：“工匠精神”培养融入教学全过程
王千文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此时的我们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做大做强中国制造业，说到底就是提升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水平，“工匠精神”需要贯穿始终。在制造业强国纷纷推出更高更新更强的制造业战略时，中国制造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转型升级压力，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工匠精神”是催化剂。如何培养“工匠精神”？职业教育应该发挥决定性作用。
不久前，笔者随技工院校骨干校长赴德培训团考察德国职业教育，通过聆听专家授课、观摩课堂、参观企业和培训学校，不仅深入地了解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而且深刻体会到什么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感受到德国人高度的文明自觉和高标准的工作自觉。
法制健全 结构合理 确保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政府主导行业参与。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起绝对性作用。首先是立法，德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促进了职业教育发展，同时州立法使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其次是行业参与，行业的加入为企业与学校之间架起桥梁，使学生在企业与学校之间形成交叉学习的模式，行业负责对企业进行评估、对学生在企业实践情况进行督查、为校企对接提供平台，有效节省了学校与企业的精力和时间。由行业负责对教育成果进行评估，真正实现了考评分离，提高了职业资格的含金量。再其次是校长职能明确，校长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治学，对教师进行评估、修改和完善教学大纲、对学校实施管理，确保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学校的其他辅助工作均由政府负责，减轻了学校负担，使办学、治学能够更加专精。
企业参与度高。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教育的最终目的有关，那就是以就业为导向，达到入学即实习、学习即工作的要求。在德国，大中型企业和较为有实力的小型企业均吸纳职业学校的实习生，并为他们提供工作实践平台。校企共同培养人才，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学校分配难、社会富余劳动力多的问题，实现了社会、企业、学校、学生多赢的局面。
学校企业 各司其职 不断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技能养成的重心侧重于企业。德国“双元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深入的校企合作，技能养成的重心更侧重于企业。在参观德国职业学校时笔者发现，他们几乎没有我国职业院校标配的大型实训场地，主要采用强调“教、学、做”贯通整合的一体化教室，一方面减轻了学校的资金投入压力，另一方面在企业完成的实训课程有的放矢，为今后就业打下良好的技能基础。
项目教学以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为主。教学中的大部分项目课题由企业提供，其主要目的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课题设置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学生自主研究进行解决，解决方案多元化，往往是出乎意料的。教师开始并不进行讲解和手把手地教方案，而是通过通知、计划、决定、运行、检查、评估等环节，启发学生自主解决问题，增强学生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提升学生自主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业与就业同步，突出就业导向。教学内容符合企业实际是职业教育的出发点，培养学生的入职能力是职业教育的落脚点。在德国职业学校，学生学习专业的同时，必须要找到实习单位，并将在企业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带回学校研习。解决问题的主线贯穿整个学习过程，提升了学生就业的适应能力与工作能力。
教学环节 融入教育 有效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由于德国职业学校的学生基本不住校，因此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对学生开展教育十分必要。德国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而是将所有的教育融入学校教学全过程，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学生更加容易接受。
项目教学模拟真实企业流程，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深入德国职业学校的课堂能深深地感受到，教师已经将综合能力的培养融入项目教学中，每个学生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要和组内人员进行配合才能完成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得到提升；为了解决项目涉及的课题，学生必须自己设计需要的原材料，并以书面形式向其他角色组提出购买需求，这时就需要进行成本核算。通过这一系列程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写作能力、统筹思考能力和成本意识。
精益求精、重视细节，培养学生“工匠精神”。观摩一些学生的上课过程，给笔者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印刷课。教师带着学生进行色彩调试，在调试的各个环节，每一名学生都能认真地用滚刷进行着色，学艺术出身的笔者和团里的一位印刷专家一眼便看出颜色调试已经相当准确，几乎没有色差，但此时学生依然用对比镜将自己调试的色彩与色卡反复比较。可见，教师在细节的要求上十分严格，这正是对“工匠精神”的培养。
严谨精准、注重质量，企业员工敬业乐业专业。培训团参观了西门子、宝马等多家知名企业，在企业生产线上工作的员工大部分都有在职业学校学习的经历。通过交谈，体会到他们在工作中得到了快乐和满足，每位员工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每一项工作都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操作，他们在学校中所培养的“工匠精神”在企业得到充分展现。通过目睹企业员工的工作状态，更进一步验证了通过职业学校学习的员工都具有较强的“工匠精神”。
教学质量 职教生命 教师培养评估当务之急
教师的水平决定了教学质量，德国的职业学校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和评估，教师会定期进行培训，同时会利用假期时间到企业进行实训，以提升自己的综合水平。校长会以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评估，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听课，通过评估为教师加分定级；校长是从最好的教师中产生的，如此做法有效地激发了教师提高自身能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国家立法到学校职能，从校企合作到教学方式，从教师的自身能力到学生的严谨学风，环环紧扣，成为培养大国工匠的闭环。其中，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相比应试教育而言，“双元制”教育更有利于深入发掘学生自身的潜能，促进学生自我提升，缩短学生在企业磨合的时间。同时，在校期间所培养的“工匠精神”，已经厚植在学生的行为习惯之中，为德国工业4.0的实现打下良好基础。
笔者认为，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是培养“工匠精神”的重要环节，职业学校的作用不可或缺。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特点，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一是继续深化与企业深度融合，让企业参与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评估等各个环节，使培养方向与企业需求相一致。二是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尤其是要定期到企业进行提升，使之适应社会需求。三是加速推进教学改革，改进教学方法，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四是将“工匠精神”培养落到实处，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贯穿于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从每一个细节入手。
职业教育只有从理念上推进改革，才能真正成为培养具备“工匠精神”人才的基地、成为培养大国工匠的摇篮、成为助推“中国制造2025”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保障。（作者王千文，系天津机电工艺学院党委书记）
实现专业化，教师培训的发展路径
王红 吴颖民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5日 14版）
近年来，无论是从参加培训的中小学教师人数、范围、频度，还是从政府对教师培训的投入上看，教师培训都是当下教育实践中的一大热点。被培训者多，培训者也众。线上线下、脱岗在岗、集中分散，各种形式多管齐下，从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省级教师培训机构，从传统的教育学院系统到包括高水平的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无不卷入到培训忙、忙培训的热潮之中。
培养现职教师，影响“现实”教育
随着教育改革实践的历史演进，当下中国教育发展形态已经改变，已经从资源短缺型进入到资源相对充足型，教育质量提升也已经从对资源的数量依赖发展到对资源的质量依赖。其中对教师队伍要求的一个突出变化便是，从“有没有老师”发展到“有没有好老师”。
怎样培养出“好老师”？职前的师范教育给未来的教师奠定坚实的职业基础固然重要，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当下教育实践变革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师范教育培养的毕业生很可能在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刻，他的所学所会就已经不够用了，要想成为“好老师”，只能依靠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持续不断的学习。同时，教师的功能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对学生的施与和传授转变为对学生的陪伴和助产，当学生的成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时，作为学生成长的陪伴者，教师也必须每天汲取新知新能才能担当新的职责。
在新的教育发展形态下，教师的职前养成和职后发展呈现出“4年和40年”以及“潜在和现实”的关系：职前师范教育一般是4年，而职后的职业发展从入职到退休则将持续近40年。职前养成培养未来教师，对教育实践的影响是“潜在与可能的”；而在职培训是培养现职教师，它能影响教师每一天的教育教学实践，对每一个孩子的影响都是“现实和实在”的。
教师培训，不该是一场活动
当下教育发展形态的特点决定了好教师的成长绝非教师职前的职业养成可以完成，教师在职培训必然成为教师成长的重中之重。
然而遗憾的是，教师培训的事业如火如荼，教师培训的学术却冷冷清清，教师培训的学术地位也远远没有与它在教师成长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相匹配。无论是在专业的教师培训机构，还是在师范大学，无论是教师培训者还是培训管理者，他们做着教师培训、研究着教师培训，却从来没有被视作是“专业人员”：教师培训尽管在发挥着重要的教师人才培养的功能，然而在学校绩效评估中，却因为培养的是“在职人员”而不被纳入人才培养的绩效评估指标范围；尽管大学的功能中“社会服务”是重要内容，然而教师培训即便被看作社会服务也没有纳入学校水平评估的范围。由此一来，绝大多数高校的教师培训的教学工作量在评职称时不被认可，他们评职称要靠别的学科发表的文章，教师培训似乎永远只能是他们的兼职。由此，教师培训难以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即便吸引过来也因难以有更好的发展而出现人才流失。
出现这种状况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对教师培训的学术内涵缺乏深刻的认知。传统状态下，教师培训只是偶发的、零星的、补充性的教育活动。由于教师培训的重要程度和影响程度都没有那么大，对教师培训的研究极为缺乏，教师培训本身的确也只是停留在“活动式”的状态：绝大多数教师培训就像是搞一场活动，把一群学员集中起来、找几个专家、搞几个拼盘式的讲座就算完事，而做培训管理的过程也完全就像是在做事务性的行政工作，缺少学术内涵。教师培训也因此而饱受诟病。然而，由于新的教育发展形态下教师培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教师培训对教育实践的影响越来越深远，教师培训的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经验走向科学，从事务走向学术
“国培计划”的实施是教师培训形态彻底发生变化的分水岭。该计划不仅把教师培训的规模、广度、频度推到了高峰，更重要的是推动了高等学校广泛参与到教师培训中。也正源于此，教师培训的研究深度和水平得以大大提升。教师培训的方案设计不再是经验式的课程拼盘，而是形成了建立在教师成长规律之上的、基于教师培训课程标准、有内在逻辑规律的课程设计；组织实施不再是简单的事务管理，而是基于学习效能规律教学组织；效果评价也不再是基于经验的主观判断，而是建立在循证理论基础上的科学评价。
这些变化说明，教师培训已经从经验走向了科学，从事务走向了学术。
然而，这对于教师培训的事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无论是从“4年与40年”“潜在与现实”的关系，还是从教师培训自身蕴含的丰富学术内涵，抑或从教师培训的规模和范围之广、投入之大去考虑，教师培训都应该有更多高水平的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为此，教师培训必须走向学科化的建设之路。
学科专业化当为大势所趋
教师培训研究是一个事关教师40年职业发展的学术研究，有其独特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教师培训研究的是具有丰富个体经验的教师成长规律以及基于其上教育教学规律。教师培训研究和师范教育虽然同属于教师教育的大系，然而其内在规律却大有不同。师范教育是职业养成教育，培养的是没有个体经验的未来从业者，是应知应会的职业准备教育；教师培训是职业发展教育，培养的是具有丰富个体经验的现职从业者，是工作实践导向的胜任力提升，属于人力资源发展范畴。这两者之间，无论在知识内在逻辑体系、还是从实践和理论的基本范式看都有很大的不同。
2015年，教育部在“国培计划”的相关文件中提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开展教师专业发展学科建设”。尽管目前按照学科建设思路推动教师培训事业发展的高校还不多，但是教师培训的学科建设已经发轫。用学科建设的高度去对待教师培训的研究与学术发展，是对在职教师成长规律的充分敬畏，也是教师培训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教师培训没必要设置为独立的学科，而应当与师范教育并行涵盖在教师教育学科之下。尽管教师培训和师范教育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但是由于都指向教师的培养培育，并非毫无道理。但是，无论教师培训作为独立的学科，还是涵盖在教师教育学科之下，走学科建设的道路都是必然的趋势。
职教提升，从哪里抓起
崔发周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5日 14版）
当前，各地都在开展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实现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转变。质量提升，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标志着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环境的变化，使质量提升成为一个必须破解的疑难问题。然而，不少职业院校在质量管理上还缺乏经验，教学督导管理人员理念上陈旧落后、方法上不得要领，表现出“外延发展内行，内涵发展外行”的典型特征。根据现阶段面临的实际问题，理清质量提升的思路，选择质量提升的正确路径，是职业院校的当务之急。
发展理念期待转变
职业教育质量就是满足社会发展和学生个人发展需要的程度。因此，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教育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树立“质量至上”“用户第一”的观念。
质量提升涉及教育理念、教师队伍、教育方法、教学资源、教学手段等多种要素，覆盖教育教学准备、教育教学实施和教育教学评估多个环节，按照经验进行管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许多学校一提到质量提升，立刻想到严格遵循教学规范，严格执行教学纪律，把精力放在教学常规管理上。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这种做法远远不够，甚至还是有害的。“互联网+”时代的教学不再是整齐划一的方式，而是一种个性化、定制化教学。譬如，某名学生已经熟悉了微机组成原理而希望在程序设计上有所强化，完全可以不去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教师也可以脱离课程标准，为学生传授最新技术知识。可见，实行学分制和弹性选课制是现阶段提升质量的基础。
教师是质量提升的根本
我国高职院校多数都是由中职学校升格而成，中职学校多数都是由普通中学转型而成。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学校的升格和转型，原有的教师“全盘”端到了新岗位，而且，由于教学的不间断性，多数教师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进行实践进修和学历进修，更没有进行合格性评估，这是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不高的一个根本原因。
由于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十分薄弱，当前质量提升应该突出两个重点：一是重点抓好专业带头人培养，以优厚待遇聘请具备条件的企业专家担任专业带头人，由专业带头人引领本专业的课程建设、教学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对缺少合格专业带头人的专业适当限制招生；二是在科学制定教师合格标准的基础上，对全体教师进行达标培训和达标评估，全面提升教师的技术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方法能力，对评估合格的教师在绩效工资上给予倾斜，对评估不合格教师进行转岗处理。
信息化是质量制高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职业教育要提高质量，必须将信息化建设放到战略地位。尽管各个职业院校都建设了校园网和多媒体教室，教师也开始学习制作微课，但从总体上看，信息化建设还没有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甚至有些学校只是用数字化教学用来装点门面。
信息化手段不仅仅是提高了教学效率，更重要的是让优质教学资源得到共享。只要有了网络教学平台，哪怕最偏远地区的职业院校也可以使用国内最优的教学资源，这对教学质量的提升是跨越性的。
建设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
管理的功能是科学地开发资源、合理地配置资源、有效地利用资源，保证教育教学工作效果从整体上达到最优。当前职业院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注重教学领域的改革和建设，而忽视管理领域的改革和提升，许多管理人员并不具备管理知识，似乎管理工作可以无师自通，有些学校甚至聘请退休教师担任教学督导人员。
建设质量保障体系需要从理念、队伍、制度多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明确管理人员的责任是促进教学创新和质量提升，需要及时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得专业和课程得以动态调整，教学工作不断地适应新常态，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老皇历”办事；其次，要建设专业化的教学管理及质量督导人员队伍，让管理人员懂管理、善管理，不仅要懂得教育学知识，还要懂得管理学知识，能够研究和改进教学管理工作；最后，要形成科学的管理流程，使得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加以固化，并形成问题倒逼机制和全面问责机制。
其实，即使不用专家诊断，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可以随时找出一大堆教学问题，而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往往还在教学督导管理能否落实。因此，职业院校应该少搞一点儿华而不实的“花架子”，构建起科学稳固的质量管理体系，才是质量提升的治本之策。
（作者：崔发周 系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所长）